进无退。奋勇当先。如果是有预谋的械斗，则事先往往还要举行一种极为残忍的仪式。在仪式上，先将生擒的"敌方"人员，（最好是青壮年或对方首领）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后架起大锅，将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体成员，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肉，喝一口汤。参加"人肉宴"的，有时只限于成年男子，但至少各家各户必须有一人参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则，只要有一人参加，也就全家有份。这就等于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对方的"死敌"。这种仪式的用心是极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与对方结下了"仇怨"，终身无法摆脱，世代无法摆脱，只能横下一条心来，和对方决战到底，决不会中途出现"变节分子"，因对方决不会饶恕和接纳一个吃了自己人的肉的敌人。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有了"罪恶"。这种"罪恶感"会使每个人都变得疯狂，从而在战场上成为"死士"。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分担了"责任"，一旦对方报复或官府追究，便必须施加于全体。对方的报复要施加于本族本村之全体，当然没有那么容易（比较容易的办法，是也从这边抓一个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则因"法不治众"，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见中国人一旦"抱团儿"，就不大好对付。
既"共享资源"，又"同仇敌忾"；既"利益均沾"，又"祸患均摊"，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中国人交朋友、结圈子、拉帮派的基本原则。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一个人一旦有难，便不怕没有救援。读过武侠小说的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谓传"侠义柬"、"绿林箭"的规矩，即一方有难，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门师弟不必说，便是不同门的朋友，无论亲疏远近，只要接到了"侠义柬"、"绿林箭"，全得立即赶到应援，否则便是"不义"，无法再自立于江湖。非同门的朋友赶到之后，如果发现其事于理不合，或双方都与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劝双方讲和，但同门师弟则一般不问是非地"同仇敌忾"。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江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人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刑律，要受处分了，他那"圈子"里的人便会络绎不绝地前去"说情"，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这种事，可谓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狱遍于国的时代，它确能使部分"好人"幸免于难；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又可能会使部分"坏人"漏网。是非功过，实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上述"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之一，就是消解了"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人，如各学派的祖师、各门派的宗师、各团体的领袖，可能会因个人的魅力而成为"核心"，并因此建立"圈子"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要想进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内生存，都必须尽可能地与"圈子"认同。甚至包括极细小的方面。比如"老乡"们在一起，就要说"家乡话"。如果一个人外出多年，依旧"乡音未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便会对他格外亲热。如果他居然记得只有本乡本上才有的极"土"的"土话"，就更会受人欢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乡，竟是一口的"官话"、"京片子"，大家就会"敬鬼神而远之"，在内心深处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论语》上说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虽谨慎，但也明白流畅，一到自己本乡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对"乡党"的恭谨外，不知有没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里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么，即便你厌食、胃溃疡、酒精过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为"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不能因一人之好恶，扫了大家的兴。这些小事尚且如此讲究，遇到"大是大非"，当然也就更没有价钱好讲。这样一来，"个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说"我"就变成了"我们"。一个人的"团体意识"越强，"自我意识"就越弱；越是与"圈子"认同。就越是消解了"个人"，最后就变得只会说"我们"，不会说"我"了。中国人写文章，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说"我们认为"，而不会说"我认为"，就是这种观点和习惯所使然。
代价之二，则是消解了"国家"。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如果把类似于家族、宗族的乡里、帮口、师门、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虑进去，则孙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人只有"团体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对于国家，从来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为国捐躯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他们多半是集"国难"与"家难"、"君仇" 与"父仇"于一体的人。前方将士抗敌是因为"守土有责"，边陲士民抗战是为了"保卫桑梓"，"岳家军"、"戚家军"作战英勇是因为他们忠于团体。只要"鬼子"们不打到自己家门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口头上的。故"前方吃紧"，并不妨碍"后方紧吃"，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旧歌舞升平。"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写尽了毫无"国家观念"者的心态。甚至"国难当头"之日，朝廷里的各个"小团体"，仍不肯放弃一己之私利，一个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忙于"党争"，无暇"御寇"，如明末小朝廷即是。其时崇帧已经殉国，清兵早已入关，南明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入阁辅政的马士英之流，却要翻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旧案，以便集结党羽，与在前方抗战的史可法唱对台戏。后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引军东下，传檄声讨马士英等人时，首先开示的罪名，也是指斥他们的重翻旧案，"门户之争几乎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这可以说是团体(即"小圈子")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战时是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平时则是"人情大于王法"。这类实例实在太多，我们在报上、杂志上时有所闻，可以说每办一案，都难免有人来"说情"，或有人会"徇情"。其实，"人情"岂止大于"王法"，而且大于"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牵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内人"处理起来，便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疏"则"公事公办"，"亲"则"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边。有人说中国人只讲"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