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朋友，虽不一定"知己"、"知心"，却最可依赖，这就是"患难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或是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时，掩护或救援过自己；或是在危难时，和自己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将是最忠实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反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颈之交"。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难，功名利禄，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的赞语中说，有个下?国人姓翟的；在先当迁尉(最高司法官)时，宾客来往极盛，把大门都塞住了，罢官以后，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鸟雀的一网罗("门可罗雀"一词即出于此)。后来，翟公又当了廷尉，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行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乃情见"，说得真是再透彻也没有了。翟公的话，可以说是关于"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仅谈到了"交情"，而且谈到了"交态"。《说文》云："态，意也"，变即"意态"。所谓"交态"，就是结交朋友的"意向"和"态度"，也指人世间社交的常态，即"世态"。其实"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说是两种"交态"，但那只是两个极端，因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毕竟都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介乎"君子"与"小人"之间，无妨称之为"常人"。"常人"的"交态"也就是人世间社交的"常态"。通常的"交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分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指导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支持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游学"，都属于此类。一类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或特殊困难(如生病住院，购买车票等)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都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这些隐秘有时也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是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去。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说是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第二是"趋利害"。"趋利害"就是"趋利避害"，本为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有目的"地交朋友，当然就不能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也不能一概地斥之为"小人"、"不义"。一个人在选择和开始结交朋友时，两人之间，尚无"情义"，如果"趋利避害"，又怎能说是"不义"?历史上如信陵君之结交侯赢，公子光之结交专诸，严仲子之结交聂政，燕太子丹之结交荆柯，都有朋显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视为"不义"，不怎能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计利害？严格说来，只有那些"共患难而不共富贵"，"为小利而忘大义"，"卖友求荣"，"一阔脸就变"的人，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顾身家利害，甚至承担着风险，仍要去结交身处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义凛然"的"君子"。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时趋利避害，是应予理解的；若能在对方失势落难时仍维持友谊，便更是难能可贵，应视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离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为目的，则需要发生变化，朋友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或加深，或疏远，或转移。所以常人的朋友关系，往往会不断地重新组合，老朋友渐欠疏远，新朋友纷至沓来。这既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无妨说是一种"好事"，因为能扩大交往的范围。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视"朋友"如"夫妻"，一味强调"从一而终"，"既不现实，也不尽合理。因为对人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与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异，亦不妨说声"再见"，从此各奔前程。单方面强调"从一而终"者，往往都有一种"霸气"，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以一己之善恶为善恶，要求朋友处处与自己相同，事事与自己相合，倘有异议，便视为"背叛"，这其实是"同而不和"。其结果，不是弄得变成"小人之交"，便是弄得自己变成"孤家寡人"。许多人终身无一知己，道理往往在于此。如果还要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来作适词，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观点独异。但圣贤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却不一定都是圣贤。非圣贤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过于狭隘之故。
正因为常人的"交态"，是有目的、趋利害和多离合，所以常人的"交情"，也就有深浅之别。合目的、有功利者则"合"，交情也就"深"；反之则"离"，则"浅"。这其实也广义地是"益友"与"损友"之分。我们当然反对和鄙视"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但如果把"义利之辩"推向极端，否认一般交往中不可避免要多少存在的"利"的成份，失于"宽容"和"权变"，也未必就是十分正确的态度。
3.文化机制
认真说来，仅仅只靠"人情"来维持群体，是不大靠得往的。 毫无疑问，"人情"，或者说人的情感，是内在的、自发的、人皆有之且生而有之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而且还是最真实和最美好的。因此，从理论上讲，用情感来维系群体，便确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和替代的优越『性』。但是，情感又毕竟只是人的一种心里活动。一方面，它深藏在心，看不见，『摸』不着，无从确认，不可测量，难以把握；另方面，它又富于变化，或因人异，或因时迁，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容易冲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