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自”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即它一方面意味着“直接性”、“明证性”，另方面意味着“间接性”、“反身性”。直接性表明它是由感性“亲自”实现出来的感性活动，间接性表明它同时又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活动，带有自我意识的自觉性。因此，自否定是一种感性的创造性力量，在这种创造中，由于否定的活动是自己对自己作出的，因而就既改变了自己，又保持了自己的连续性。自否定就是自生自造，无中生有，从潜在可能到现实，“太初有为”。我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家的核心概念是“自然”概念，但道家哲学把自然理解为“无为”即非人为，看不到人的意志行为其实是更高层次的自然和本性。西方哲学则在“自然”概念中分离出一个“创造自然的自然”和一个“被自然所创造的自然”，前者比后者更高，是后者的否定，因为它用“人为”否定了“自然”。但它也是同一个自然的“自否定”，因为“人为”、“创造”也是自然，而且更加是自然，所以它是自然的“本质”、真正的自然。道禅的取消人为、放弃意志、破除执著，看似回复到自然而“返朴归真”，其实反倒是最不自然的。所以我主张吸收西方哲学的这一人为精神，在道家的“自然”概念中划分出两个层次，即“无为”层次和“有为”层次，使自然完成它的自否定，由此成就一种适应当代发展需要的哲学。这种自否定哲学主要体现为每个人以自己的灵魂结构为标本，对自己心中所暗藏的传统文化基因作批判的反思，但它的意义并不单纯是消极的，而将带来一种进取的、独立不倚的人格形态。因为“自否定”本身意味着一种逻辑上的人格同一性和普遍性，它是对每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承认，而且是连续一贯的承认。从此以后，只有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值得提倡的，更重要的是，才是当代中国人自发地愿意接受的。

　　由这种自否定哲学来看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我们就会意识到，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自否定”的转型时期。不是谁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这个传统文化现在已经自己否定着自己，这正是这个几千年的古老文明重新焕发生机的难得机会。实际上，自从一个世纪前皇权解体之后，历史就已经给中国人提供了这种机会，但由于逝去的亡灵不断复活并纠缠着中国人的头脑，中国人对自否定的必要性的意识始终处于动摇和模糊之中。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中发生的巨大变革迫使我们重新寻求我们的生存根据，我们才意识到必须在一片从未涉足的荒原上靠自己的创造精神去开拓民族文化的未来。一种对新型价值的呼唤，向从事精神生产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创造真正有价值的精神产品的任务。在今天，只有个性化的哲学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才能对人们形成自己的个性起一种激发作用。这种哲学不需要强加于人，它不是一种说教，而是希望任何一个人心悦诚服地理解它的原理，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美德只不过是一种知识而已。

　　当然，“自否定哲学”还只是提出了一个纲要，它还有待于完成。可以说，迄今为止我的一切学术研究和思考都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哲学，因为它是我自己的哲学。我参考的是中国和西方哲学家们的思想，但我的立足点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我在几十年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生存体验，是我对这个时代精神生活大趋势的感悟。我为这个时代而振奋、呐喊，因为它是我的时代，它必须、也必将造就它独特的成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要辜负了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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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尴尬和动力

　　近些年来，常有一些亲朋好友劝我，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不用那么累死累活地干了，该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了。这都是些好心人的善意的劝说，他们希望我健康，活得长久一点，我真的很领情。但平心而论，我自己觉得我从来没有为了“功名”而累死累活过，如果是那样，就算是“功成名就”，也是一场黯淡无光的人生，顶

没意思了。只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导“劳动光荣”，人总应该积极努力向上，人生就应该做点事情。几十年来，小时候的教育几乎都被我“呕吐”光了，唯有这一点朴素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驻扎在心底，成为我一直不能放弃、甚至不能摆脱的生活模式。

　　记得前年到重庆去讲学，本来带了笔记本电脑，想趁休息时间干一点“私活”，校改一下学生的翻译作业什么的。晚饭后刚刚打开电脑，两位重庆的朋友来了，生拉硬拽地拖我出去“洗脚”，说一定要让我“放松”一下。我从来没有进过这种休闲场所，也实在没有兴趣，只是却不过情面，只好跟着他们去了。在洗脚城，我们三个躺在那里，都不说话，由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捶这里捶那里，捶完了就开始洗脚，洗完了就开始按摩足底的穴位，按得我痛彻骨髓，感觉好像要把脚板里面的骨头都剔出来一样。但我又不好意思喊痛，一是怕一个大男人被年轻妹子瞧不起，二是觉得也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就只好忍着。偷眼看旁边的朋友，他们倒是都在闭着眼睛享受，看样子惬意得很。我顿时有些自嘲，觉得自己恐怕已经被“异化”成了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整鼓捣了两个小时以后，程序总算结束，由朋友付的账，多少钱不知道。出来后，我心里十分懊悔，觉得这两个多小时完全在那里活受罪，不但身体上受罪，而且精神上也受罪，无聊得很，也紧张得很，谈不上“放松”。身体上受的罪让我的脚跛了三天，精神上的无聊则让我回想起当年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时的一种感觉。

　　那是1976年秋天，我正在西区劳动服务大队当临时工，挖土修马路。我的一个朋友小姜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汽车司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现在当搬运工的青年闹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