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既不是通过推论，也不是通过历史发生学的实证，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的本质直观。

　　由这一立场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人学思想，我感到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探索都是要在人的历史发展中寻求某种现象学上的层次性和规律性。发现人的偶然的、自由自决的行为也隐含有某种规律，即历史与逻辑具有一致性，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思想。当然，这一思想最初来源于黑格尔，然而黑格尔的思想中仍然有本质主义的残余，他归根到底把自我意识和概念范畴看作一切现象后的隐秘的本质或实体。马克思则可说是从现象学的层面上改造了黑格尔的本质主义，使存在和本质、历史和逻辑、感性和理性真正达到了一致。所以，如果说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展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逻辑规律，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展示了人类现实的感性的经济活动一步步从简单到复杂的必然进程。这两部著作从清理人类历史中的逻辑规律这点来说，都使我获得了极大的收获，主要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收获。读了这两本书，我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就是想要尝试一下，看我是否也能用一种逻辑的眼光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和文化历史传统？看看我们原先是如何走到现在的状态中来的？这一历史过程有必然性吗？如果有，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律？

　　○这可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您是如何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呢？

　　●我首先是从我自己的专业即西方哲学史的领域中开始操练这种方法的。如何从西方哲学史上的个别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求推动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矛盾生长点，成为我长期关注的一个理论主题。我把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看作西方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自始至终具有一种互相偏离甚至内在冲突的倾向，并由此而构成了整个西方哲学精神的矛盾进展，直到黑格尔把它们发展成“反思”和“自否定”，并将其统一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对立统一的环节，西方精神才达到了其集大成的圆融性。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同样也是这两大要素在更高程度上再次分裂的结果。直到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仍脱不了这一对基因组合。通过这一研究，我所悟到的远远超过了对黑格尔或某个具体哲学家的思想的了解，而是获得了一个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凡是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必须深入到其中的内在矛盾，进而分析哲学家为克服这一矛盾在作什么样的努力，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从而使自己的体系、立场或位置发生改变而进入到运动和历史中。我把这一方法简称为“对概念的矛盾分析法”。由于对这一方法的掌握，我逐渐萌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系统清理一番西方精神传统的发展历程，至少是系统清理西方理性精神或哲学精神的历史，首先是写一部西方“形而上学史”，其跨度从古希腊直到今天。但目前我还只做到对古希腊形而上学的产生和形成作出一种大致的概括性描述，约十几万字，均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我认为中国人在对西方精神进行考察时有一个西方人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可以不受西方传统文化背景的限制，同时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背景在对西方文化进行研究时也可以从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即赋予研究者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而发现那些西方哲学家不自觉地当作天经地义的前提而设定的某些命题，其实是有一定的文化心理因素作基础的。

　　对西方哲学史的追溯，只是我尝试运用“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这一辩证方法论原理的一种“操练”，因为纯粹哲学领域的确最适合于一种方法论的严格运用。但在其他并非纯粹哲学的领域，我也曾试图运用这一方法去进行理论分析，作为对这一方法的普遍适用性的一种检验。如在美学领域，我在与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中，便以美和艺术这一对对立统一范畴梳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整个西方美学史，并在最后一章以美和艺术的本质定义为基点，建立起一个“实践论美学”的逻辑体系。“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是人类审美活动这一概念内部所包含的两个本质定义，这一对定义实际上是古往今来一切理论形态的美学赖以生长的基本矛盾。从东方到西方，历史上各种审美倾向、文艺思潮、艺术流派、风格更替直到具体的表现手法，都无不是由于这一基本矛盾在不同层次和时代条件下的侧重面之不同而产生出来的。通过这种整理，那些历来被视为不可能以逻辑概念来加以清理的文艺现象和美学现象就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由此推进了理论形态的美学的深入。

　　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的是，当我把这种概念的矛盾分析法运用于一些看起来更为飘忽的领域，如长篇小说的文学评论领域时，竟然也取得了某种成功。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的文学评论专著《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中。这本书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十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作品，并依据一种逻辑的次序作了一种“历史性”的安排，使这些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境界构成一种逐级上升的“旅程”。这种分析的着力点不是放在作品的外在叙述形式和技巧上，而是置于作品及其人物所体现的内在灵魂结构和思想性上，尤其着重于分析其中所体现的作家本人的观念形态和一般国民心理。我把这种国民心理的内部结构揭示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即“纯情”和“痞”，并把这种“纯情”和“痞”的辩证结合，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恋母情结”。其实，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核心的冲动就在于试图努力冲出这种幼稚状态而不得的痛苦。在这种左冲右突中，有的作家致力于将“纯情”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