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慢慢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阅读外国哲学著作中去了。但显然，外国哲学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种“专业”，而是一种视野。

　　○据我所知，在当前国内的文化讨论中，您对传统文化持十分激烈的批评态度。是什么使您认为有必要对传统文化采取彻底批判的立场？是单纯学理上的考虑，还是您真的觉得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对您个人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当然是现实的考虑。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后，不少人放弃了对社会的思考，一心一意地为生计奔忙，但我觉得有必要反省我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把这种反省看作一个人“成人”的功课。“文革”是一场情绪化的运动，“文革”中的行为在心理上都类似于儿童的行为，没有理性和自己的思想，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追究起来，只是一种情绪而已，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定势的作用。我是“文革”前下放农村的，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与农村和农民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我已经朦胧地感觉到，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化并不是一次运动所造成的，它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个农业民族的深层心理中。因此一个中国人要想真正“成人”，首先就必须与这种幼稚的非理性情绪拉开距离，以一种客观、清醒和理性的眼光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和生存方式。我对哲学的兴趣就是这样来的。我在西方哲学的书中，当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中，找到了理性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就着了迷，并将这种思维方式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对照当时周围一片不讲道理的喧嚣和煽动，哲学家们在他们的书中是那么娓娓道来，但又具有逻辑的说服力。所以我一开始学习哲学，就带有一种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倾向，虽然并不完全自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在当时席卷一切的非理性狂潮中，力图通过理论学习来加强自己的定力，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出身于知青的学者群中，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学者也不少，许多人正是通过对传统价值的弘扬来批判当今社会的弊病。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不错，我们这一代学人尽管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却也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同一个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的分歧。我们置身于同样的处境中，却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态度。一种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沉入到农村那相对平静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亲身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亲切、单纯和温暖，很容易认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血脉唯有在偏僻农村才完好地得到了保存，于是从中生发出要恢复和发扬这已经濒临断层的传统文化、以拯救堕落了的世道人心的志向。另一种则是，并不是把“文革”看作某种个人意志任意妄为的产物，而是追溯到产生“文革”的文化心理基础和社会历史根源，于是在下到农村之后，通过劳动的磨炼和与农民的贴近的交往，感到自己把握到了“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最深刻、最隐秘的根源，这就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和家族式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以温情脉脉的方式培养着人的依赖性和情绪化的思维方式，从而为集权统治准备了最广大最深厚的温床。我本人在10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中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由此形成了我的基本立场：对“文革”的批评不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批评，而是要从根子上对整个社会由以形成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因为只要这个社会的根基不变，陈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变，农村普遍存在的宗法式的家族人际关系不变，“文革”的一套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总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很明显，上述两种思路是针锋相对的：一个是要恢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要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但两者都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我认为，假如没有当代的国际潮流和国内现实的根本变化，这两种思路本来谈不上谁对谁错。就第一种思路来说，其实中国历史上拨乱反正并回到以仁爱立国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上来的例子多得很。如汉初鉴于秦政的失道而行“黄老之术”、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等。毕竟，儒家理想的“治世”总要比“乱世”好，因此人们总会希望重振纲纪，恢复传统。就此而言，我对上述第一种思路抱同情的理解。站在儒家的立场，无疑会认为“文革”摧毁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血脉，毒害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人际关系，而没有这种被当作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国人就丧失了“道德理想”，导致了“人文精神失落”。因此后“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使命，在许多人看来就在于重新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去，挖掘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道德资源，以维系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

　　但我以为，这种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其合理性的儒家正统立场，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其实，传统法家路线与儒家路线在贬低个体意识这一点上完全是一致的，就此而言，“文革”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沉渣的泛起。我所选择的思路不是顺从日常社会经验的惯性的思路，而是切入到现实生活的根本变化并对其作出展望的前瞻性思路。这一思路只有在接受和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在精华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这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两种精神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极其缺乏的。

　　○据我所知，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因素，只要将它们发挥出来，就可以向现代文明模式转化。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人们通常把宋明理学的所谓“理”与西方的“理性”混为一谈，我认为这是近代中国哲学的最大误会之一。程朱的“理”或“天理”绝对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