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它没人要的原因。志强对我说，如果是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起肩时小心一点，起得肩来它就平了，还是很好用的。我看它不算贵，只要七毛五分钱。就咬牙买下了。

　　后来我经常用它挑重担，压上两百来斤它根本不在乎，还像大鸟的翅膀一样上下翻飞，可带劲啦，由于木纹细腻，浸过汗水之后，它发出玻璃一样光滑透明的紫红光泽。同知青组的树老倌羡慕得要死，总是来借。志强也借过。但有次志强借去挑了一担280斤的牛粪，挑炸了面上的一片皮，没有那么翘了，从此也不敢用它挑太重的担子，但挑个一百五六十斤还是胜任愉快的。

　　那根扁担我离开江永转回老家农村去时送给了树老倌，后来他又给了谁就不知道了，但没有听说挑断过。

我的临时工生活

回城后，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在土方队挑土。土方队是临时的民工队，拿寄件工资或计时工资。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当队长，他在土方队已混了多年，是个老油子了。他手下都是一帮小青年，十六七岁，最小的才十三岁。我算年纪大的，那年二十七八了。

　　长沙玻璃厂为了盖厂房，要移掉一个山包，队长教我们“放神仙土”。先将山包用二齿锄和洋镐挖出一个五六米高、十多米长的垂直墙面来；然后在墙面里侧再切人一个两米进深的竖槽，一直切到底；接下来就在墙面的底部挖一条横槽，不断地挖深。当深到一定程度，整个墙面的底部就等于被掏空了，这面墙连同它的一百多方土由于自身的巨大重量便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以至于小山顶上齐崭崭地裂开了一道缝。最后利用杠杆原理沿着缝把山包劈开、放倒。

　　这项工作最危险的就是挖横槽，其他土方队经常有挖着挖着，土方突然坍塌而把人压死的事件发生，西区劳动服务大队总部几次三番明令禁止“放神仙土”。

　　但经验丰富的队长告诉我们，其实不用怕，只要挖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一看到底下开始掉土渣就赶快跑，不会有事。但每次面对高高的土墙去用洋镐掏它的底部时，每个人都仍然紧张得直冒汗。最后那几镐总是由我带领两三个老成一点的“满哥”(小伙)去干，其他人站得远远地观望。

　　另外，挖竖槽的人选也很有讲究，除了手法要好以外，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兼顾全场的安全，队长也把这工作派给了我。我的前任满哥技术不熟练，把槽子挖得七歪八扭的，墙面像狗啃的一样，进度慢、多费工不说，还挖伤了自己的脚。我接手后，凭借下乡十年所练就的掌握各种工具的技巧，我在刚好一肩宽的逼仄的槽体内活动自如，挖出的槽子像用尺子比过的一样直贯到底，清完土后露出来的墙面如同镜面一般光滑平整，这样讲究不光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少做无用功。与汗流浃背的拉车运土比起来，这项工作是一项比较轻松的技术活，后来一直非我莫属。

　　那段时间我的经济条件大有改善，除队长之外，我拿最高的工资，一般每个月可拿八九十块，甚至有两三个月拿到一百多块。当时一般工人只有三十来块月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多块。我们的血汗钱是用命拼来的，当然也要显摆一下。

　　按照那个时代“满哥”们的时尚，我买了一辆闪闪发亮的“凤凰”牌单车，一块“东风”国产手表，夏天穿一件缕空透明的短袖上衣，下班时和一大群小满哥们响着一片清脆的车铃声从马路上呼啸而过，回到家左右邻居都用惊羡的眼光看着我。

　　那时我全身晒成古铜色，肌肉鼓鼓，体形健美，自我感觉良好。后来读到《庄子·养生主》，有一段话可以形容我当时挖土的状态，说是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解牛后，“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那个时代所理解的“优雅”，莫过于此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优雅

我31岁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攻读西方哲学。命运的反差如此之大，我的感觉却并没有大的改变。

　　当教师之后，我爬格子、写文章，觉得自己就像在插秧。写好一篇文章或是一部书稿，用挂号寄出去的时候，感觉就像砍了一担蛮不错的柴，捆扎得整整齐齐地挑下山来。学生的一篇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交到我手里，我三下五除二就指出其中的毛病，提出修改意见，就像放了一墩“神仙土”一样，有“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听到窗外民工们劳动的吆喝声，还忍不住要探头去看，在心里为他们着急和使劲。见到一丛秀丽的小灌木，就琢磨着能整出一捆结结实实两头齐的柴来。这种怪癖，今天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了。今天人们能理解的“优雅”是和“小资情调”分不开的，首先是要没有饥饿和贫困之虞，其次是要有别人来为自己服务打点，倒茶倒酒、洗脚搓背什么的，再就是要有休闲的时间，无所事事，心情放松。

　　可我已经没有这个福分来享受这份优雅了，不是没有这个条件，而是没有这份心情和时间。无论如何，我并不羡慕那些流行的优雅，觉得自己过得挺自在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优雅生活。

在哲学的入口处

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作者罗列了一系列的看法，从《圣经·传道书》中的“生活无意义，上帝才有意义”，到日常的各种回答：生活的意义在于孩子、在于来生，生活是一场游戏、一种使命、一种艺术，或者，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加缪说的，生活就是“荒诞”。至于作者赞同哪一种，或者我们应当赞同哪一种，这不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做了几十年的哲学，对于“什么是哲学”这样的问题，感觉上已经有些麻木了。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初看起来么重要，好像不了解它我们就无进入到哲学中来似的。我相信，谁也不是先把“什么是哲学”弄明白了才来读哲学书的，谁要是从这个问题入手来叩哲学之门，肯定会被拒之于门外。恰相反，人们之所以读哲学，是因为另外一些问题的困扰。人们在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中，“为伊消得人悴”，然后反过来回顾己走过的历程，才恍然悟到：“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