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在这个下谕里，神宗见张居正的态度还是没有变，于是就硬说自己的话说的是常理。而且自己现在岁数小，国家大事没有人辅佐怎么办得好？自己几日不见张居正，已经有若有所失的感觉了，还别说张居正要回家去守将近三年的孝。因此，神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两人开始辩论起什么是常理，什么是非常理了。明神宗意思非常坚决：你就算说得再让我感动，但你守孝的行为只是符合常理，可国家大事绝非常理可比。别说你要回家呆三年，就是我准许你守四十九天的孝都觉得时间太长了。看来，神宗真有些下定决心不放张居正走了，他甚至对吕调阳、张四维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疏一百次，他也不会心软的。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大改变的可能了。君臣之间就这样僵着了，虽然后来张居正再次向神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神宗仍然雷打不动，坚决不松口。有一次，神宗甚至连“为天下”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张文忠公全集·乞守制疏》）这言语中已经隐隐有怒火和责怪了，但是神宗毕竟没有发火，他甚至还在替张居正想办法：让一名太监跟随张嗣修一起回去安葬张文明，结束后迎奉张居正的母亲来京养老，只是仍然不允许张居正回家。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语言太过激烈，于是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了言语和缓的亲笔谕旨：“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谢降谕慰留疏》）神宗的意思是，张居正屡次上疏要回家守制，在常理上已经尽了，可是对于先帝托孤的信义却没有尽到。而且自己学问还没学好，志向还没有定下来，张居正一走几年，那岂不是全荒废了？因此，还是像上次下谕说的那样由太监陪同张嗣修回家办理后事，然后接张居正老母来京。这样，张居正就应该安心辅佐自己了。
这样一来，张居正没有办法了。还能怎样呢？人家都把话说成那样了：又是效忠皇上才是大孝，又是为了天下和国家大事。皇上连帮助料理后事都考虑到了，自己还有什么好坚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承认“夺情”的局势已成。然而，尽管如此，张居正仍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条件：“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实际上，张居正一共开列了五个条件：第一，在守“七七”期间，他的所有俸薪一律不要；第二，这期间，他不参与任何的祭祀吉礼；第三，不管是入侍讲读，还是在阁办事，都要穿青衣角带；第四，所有的章奏上都要有“守制”二字；第五，请求允许自己明年回去安葬父亲，并迎接母亲回京。
这些条件并不过分，明神宗很爽快地答应了：“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只要张居正不离开北京，估计要求再高一点儿的条件，神宗也是会答应的！
张居正被“夺情”了，他只好留在遥远的北方，哀悼自己的亡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局面的出现呢？表面看来，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明神宗不肯放人，但实际上问题的答案没有那么简单。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通过仔细地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张居正被“夺情”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当时的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明神宗都离不开张居正来执掌政权，处理政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自从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六月执政以来，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五年多的时间，整个大明朝无论哪个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政治上国家安定，经济上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老百姓也减轻了赋役，据说当时的国家粮仓太仓所存的粟可够全国吃十年，国库太仆寺也有四百多万的积累资金；外交上收服了北边的俺答，唯一有问题的是辽东，但是它也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取得这样的成绩，自然离不开张居正的功劳。在这样的局面下，整个国家更加不能离开张居正，因为假设张居正一走，可以说大明朝『政府』将几近瘫痪。有人觉得疑问：后果有那么严重吗？如果真切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政府』成员，就不会有人产生以上疑问了。
对明朝政治起着实际调控和布局作用的内阁里面除了张居正以外，没有什么人能够担下首辅之职：吕调阳是个老实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要他来全盘调度和协调，他的能力还差了点儿，另外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抱负；内阁里有些才干的或许就是张四维了，但是张四维的资历太差，干政治的人没有资历就不能服众，把政权交给他也会出问题。
有人或许会问：不能把权力交给内阁，把它交给明神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