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财物若干，要求对张文明的身后恤典，一切从厚。这里的意思很明显，一方面神宗要表达对有功之臣的体恤，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安稳住张居正，使他不要因为父亲的去世耽误政务。在明神宗眼里，对皇上的效忠才是“大孝”，因此就算是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也应该“以朕为念，勉抑哀情”！然而，张居正的丧父之痛岂是他的这些话语和行动就能安抚的？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下决心要按照明朝的丁忧制度回家守孝了！
夺情：自愿还是被动按照明朝的制度，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情。然而上有明神宗的挽留，下有自己放不下的政权，而这二者对于张居正来说，都是难以置之不理的。因此，张居正最终还是无奈的留了下来。
在讲到张居正和明神宗为他是否遵守丁忧制度而争执不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制度。
首先，这个制度是适用在内外官吏身上的；其次，当这些人在遇到祖父母或者父母的丧事时，从知道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的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叫做“丁忧”；最后，这个守孝时期一满，守孝的官员就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叫做“起复”。
以上是这个制度的主要规定，围绕着这些规定，出现了一些补充规定。第一个规定是“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第二个规定是“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这两个规定都是明英宗在位时作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规定，那就是所谓的“夺情”——在守孝的二十七个月中，如果皇上作出特别的指示，官员就不许解职，称为“夺情”。之所以这是个灵活的规定，是因为“夺情”一直以来就很少出现。当然，以上的所有制度规定并不适用于带军打仗的官员，这主要是基于战事的考虑，古人将这种规定称为“金革之事不避”。
在有如此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内心的哀痛，张居正按照惯例，向吏部提请将自己放回原籍江陵，准备守孝二十七个月。由于是张居正要执行“丁忧”制度，所以吏部接到他的提请，就向神宗作了汇报。神宗很快就下旨回复：“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不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了。“岂可一日离朕”，这句话说出了神宗的心思。但是，考虑到守制乃是维系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不可废止，因此他还是允许张居正守所谓的“七七”之孝，也就是四十九天的孝，可以不用上朝。
看来，明神宗动用了“夺情”的制度规定。本来，按照一般的制度规定，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也正是由于他是张居正，所以才出现了接下来他和明神宗之间往复多次、关于是否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的争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上疏和下谕吧！
明神宗不允许张居正守制的上谕一下来，张居正就立马上疏请求：“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賵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张居正在这个上疏里先表明了自己“非常”的地位，主要就是受先帝托孤重任，而且得到神宗的信赖。这次父亲去世，神宗亲自吊唁，让他感动万分。接着，张居正说古代的大臣都是“以忠结主”，就是对主上忠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神宗对待自己那样“恳笃”的，因此张居正觉得这个恩情太大了，自己就算拼了『性』命也报不完。
然而，伦理价值有很多，有的是等值的，有的不等值。对于不等值的，可以“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对于等值的，则要好好权衡才能决定要谁。这就如同现在自己遇到的情况一样，在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徘徊，仔细斟酌谁重谁轻。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讲出了自己的苦衷：自己现在是夹在了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很费脑筋，就算是“称量而审处之”，也难以摆脱两难困境。这里他一方面有坚决回家守制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也有所犹豫，因为他面对神宗那句“父制当守，君父尤重”的话，也不能做得太绝了！
明神宗收到这个上疏，一点儿也不含糊，下旨道：“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明神宗还是那个意思：“你孝顺我理解，可是我才这么点儿岁数，政务什么的全要靠你！现在国家的各种大事刚刚见到一些起『色』，怎么能让你走呢？”
看到这样的回复，张居正肯定觉得非常无奈。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再次上疏（即《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这个上疏很快得到了回复：“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