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官员认为，“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只能用来解决今年的水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万历三年的六月，明神宗下旨不再开通泇河。
大臣们一个人一个意见，自然惹得神宗不开心了。在神宗看来，正是要这帮子人干实事的时候，却“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根本没有人愿意“视国如家，忠谋远虑”。但是，他这样说，也不是怪罪傅希挚，只是将怒火发泄到了河道的其他官员身上。傅希挚接到圣旨后也没有办法，只好停止了开通泇河的计划，专心去做治河的工作去了。而张居正也只好再次认栽：谁让自己不是水利专家呢？遇到水利问题就只好请教属臣，可是一直以来又没有真正遇到治水的人才。真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在明神宗的那个圣旨中，流『露』出了愤恨和着急，其实那也是张居正的心理状况。
然而，无可奈何也罢，心急也罢，愤恨也罢，总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物资运输的问题呀！现在不能开泇河了，北京需要的四百万石粮食又不能依靠正在肆意泛滥的黄河，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这次真是快愁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万历三年的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和右侍郎徐栻上疏再次请求开通胶莱新河。主张开新河的两人都是和张居正同年考上进士的，因此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刘应节，这个人是山东潍县人，他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次大臣们提议开胶莱新河的时候，张居正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胶莱新河的水源难找。但是，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黄河到处决口，开通泇河的计划又落空，目前看来也只有走一下开凿胶莱新河的路子了！张居正为什么这次比较有把握呢？一方面，计划是刘应节提出来的，张居正对他非常信任；第二方面，从那次提议开凿新河到现在，经过几年的财政整治，国库变得充实起来，因此有财力应付工程所需。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毅然决然地对开凿新河的计划表示支持。他派了徐栻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一起开凿新河。在他给刘应节的信中，大家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决心：“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张文忠公全集·答刘百川言开胶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批评了那些认为不能修胶河人，说他们其实是出于私心。接着，他对刘应节“忘私徇国”的忠诚表示欣赏。他同时还称赞了徐栻担当重任的精神，希望他们能倾力合作。
不仅张居正，明神宗也是大力支持，君臣上下似乎这次都下定了决心，神宗更是在上谕中严厉地说：“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
大家都对刘应节和徐栻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开辟出一条新的水道，进而解决南方物资北调的老问题。
可是，就在上下齐心，准备打一场水利攻坚战时，问题又出现了！首先是山东民间的舆论对于开凿新河不利。在民间看来，一旦运河的河道改变，就会使原来沿河道的商业经济受到损害，对于山东西部的发展十分不利。这自然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但是，撇开这一点不提，山东民间对于开凿运河还是不支持的声音占上风。为什么呢？原来，开凿新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劳役，很显然这些劳役就是从山东本地而来，因此就给百姓带来不小的麻烦。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山东的舆论大都反对开凿新河。这样一来，山东巡抚李世达坐不住了。随着事态的严重，就连徐栻也心生动摇和犹豫。对于这个情况，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他立即给徐栻去信，以安定他的心：“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劳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有。”（《张文忠公全集·答徐风竹》）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做事太过就不能把事情做好，他援引了大禹治水时期遭遇民间反对的典故，通过分析民间的心态，敦促徐栻“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意思就是要徐栻能够做事果敢，不要轻易听信他人，不然勉强做事，必不能做好。但是，在这样说时，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此他才说“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这一方面是在为徐栻想办法开脱责任，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张居正自己心中已经出现了些许动摇！
事情继续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徐栻上疏说凿开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然后引水进新河，再筑堤建闸，估计需要花去九十余万两银子的工钱。对于年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在三百万两银子的明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数目。看到这个上疏，张居正气急败坏，他认定了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于是就将已经当上戎政尚书的刘应节调到了山东，会同徐栻一起开凿新河。
张居正的这个办法并没有达到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