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没有什么错了，连领导的判断失误也被张居正说成是由于忧心国家久远之计所致。张居正的政治素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进退两难的治河窘境水利始终是明王朝的一大问题，水患导致的运输危机使得张居正寝食难安。为此，他咨询下属，详细研讨各种方案，最终，提出的数种方案都是无疾而终，张居正的治水努力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运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张居正只好继续苦心思索。万历头两年，那条问题成堆的运河总算让张居正和朝廷上下缓了口气——竟然没有出问题。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和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运输四百万石粮食的船都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张居正兴奋地给河槽总督王敬所去信：“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漕王敬所》）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显得正满怀着信心和希望。他一面在为运粮船的顺利到达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甚至都在准备着国库充实之后的国家计划了。或许，这时的张居正认为，运河可能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吧？这两年都这么顺！可是，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一场大水，又让他费尽了心思。万历三年，黄河暴涨，水量特别大，在砀山决口了。肆意的黄河到处流淌，很大一部分由淮安进入运河，甚至直接流到了长江。如此一来，江淮和扬州一带就面临着发生水灾的危险。这场大水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既担心百姓的身家『性』命安危，更担心这年南方物资的北调。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明朝『政府』之前解决黄河水患的主要办法就是修筑堤岸，也就是用堤岸拦挡暴涨的河水。有人可能会问：明朝人为什么非筑堤不可呢？这里的原因在于明朝人治河，必须遵守如下的几条原则：第一，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南流，因为黄河向南流的话就会破坏掉明朝皇帝祖墓的风水。
第二，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北流，因为黄河向北流就不能向南回流，这样就会使得淮、徐一线的漕运发生问题。
第三，即使没有过徐州的黄河也不允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很容易便会出现浅滩，肯定会阻碍一边运粮船向北，另一边空船回南的路线。
正是由于有这几个原则，所以即使在黄河肆意成灾，洪水漫流的情况之下，明朝人也不会想办法改河道，只是沿岸筑起高堤抵御洪水的侵袭。可是，肆意的黄河水哪是抵御得了的？万历三年的黄河决口，就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刚听见黄河决口的消息，张居正还不怎么了解实情，因此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妥善的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写信：“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张文忠公全集·与河道傅后川》）看来，张居正对当时的情况的确不怎么熟悉，他不知道到底是由黄河入海口淤堵导致黄河决口，还是筑堤岸的原因，因此希望傅希挚说清楚点儿。
傅希挚回了一封信《治河议》，但是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张居正于是再次写信给他询问情况以及傅希挚的解决办法：“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泇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东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人告于上而行之。”（《答傅后川议河道》）从这封信我们看得出来，张居正的确很着急，他急着想要找到一个“至当归一之论”，也就是确定一个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情况紧急呀！张居正怎能不急？
在张居正的催促之下，傅希挚想到了曾经有人提出过的开通泇河的办法：首先，由于泇河有两个水源，一个在峄县，一个在费县，因此被人们称为东、西二泇河；因此接下来就将北边的微山湖、赤山湖和中间的东、西泇河以及南边的沂水、宿迁骆马湖用水道连接在一起，最后则把这条水道引入黄河。在仔细思索之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二月，傅希挚向明神宗上疏，将开通泇河的计划提了出来。在他看来，与其花费大量费用在其他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效用的水利工程上，还不如一次多花点儿用于开通泇河上。这种思想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一向看重实效和希望节省财政开支的张居正来说，还是觉得不甚妥当。于是，当傅希挚上疏以后，张居正就在户、工二部正在商议以及在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的请求下召开廷臣会议的时候，给傅希挚写了一封信：“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乎！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音同“挠”）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道总督傅希挚》。）张居正的意思是：“现在说要修河，很有可能是要修的，但是事关重大，甚至有人说要花七八百万的钱，因此需要仔细斟酌。因而，派来了人亲自考察。这件事情，以前也有大臣提起，知道它的便利之处，只是由于任务太重，没有人敢担当。现在你既然要担当，你就要坚持己见，仔细办理。”
自然，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的忧心，然而他仍然寄希望于傅希挚，希望他能够“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然而，这个傅希挚恰恰就没有把“其中事体”详慎思考。在经过侯于赵的亲自勘察之后，勘察大臣认为要开通泇河，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在于，如果开通这条河，就一定要经过良城，那便意味着需要开凿和搬运走这里的五百五十丈石地，工程太过庞大，所需经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商议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