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本是一椿地方个别事件，不难加以解决。可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熟悉中国官场情形，加以想借机建功，于是乃将其事予以扩大，向中国政府进行敲诈勒索，虚声恫吓。并提出最后通碟，扬言如不答允所提条件，即将断绝两国邦交，下旗回国。而英国在华的海军“中国舰队”也因之成为其利用的武力，随之推波助澜。

　　此时的“中国舰队”司令为副提督瑞德尔(V)。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无意再次对中国用兵。故“中国舰队”对于此一事件所发生的作用，仅在于为其外交的后盾，而对于中国的威胁则为有限。[21]此说的正确性如何，尚值得再加讨论。

　　六、“中国舰队”与其它国家海军之关系

　　(A) 与法国海军舰队的关系：英、法皆为西方海上的强权，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虽曾发生长期战争，但也曾因有相同的利益而结合为同一战线。如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84-1885)，与中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58-1860)。到了中法战争时期(1884-1885)，双方则因立场不同，而发生龃龉。法为侵占越南，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的陆上门户，同时还欲攻占中国沿海城市、迫使中国对之赔款。故除在越北用兵外，又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在台湾及福州之间大肆骚扰。而英国则因在华贸易额冠于他国，一旦中法发生大战，必然波及到其在中国沿江沿海的许多通商口岸，影响其侨民的安全与商业利益。故而乃借口中立，出动(中国舰队)，可以保护。

　　当1883年底中法谈判濒临破裂之时，英国政府即决定采取防范措施。宣布立场中立，并呼吁作战的双方均需维护英国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同时，又联合欧美各国采取共同的行动，而由“中国舰队”司令欧威尔(VZO率领，此举象征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因为日本的海军已受到西方国家所承认，并居于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其后(1902)日、英同盟一线远景，意义殊为重大。反观俄国则为不然虽曾接到英国所作的参加中立国之邀请，但以英、俄素有猜嫌，俄以顾及双方协调困难，以及中立国之间兵船分布等问题而加以婉拒。[22]

　　1884年8月23日，法国海军提督孤拔(A. A. P. Courbet)不宣而战，向我马尾海军攻击，因之发生“福州海战”，造成我军重大损失。次日，又炮击我福州船厂，中国乃被迫对法宣战，不久法亦对我宣战并转而攻击台湾。可是，英国此时并未严守中立，且仍不断地将煤、米、军火等物质接济法军，甚至中国向之抗议时，英使巴夏礼(Harry Parkes)犹以“中国未将宣战明文照会各国”为词，加以狡辩。适以此时英舰在闽江口又受到华军炮击，伤亡多人，引起意外的纠葛，(9月6日)英使乃向中国抗议，终以闽省愿意赔赠3500镑及500银元而结案。10月1日，法军攻陷基隆，10月2日，又炮击沪尾(淡水)，以刘铭传死守未能得逞。于是孤拔乃决定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至是英国方于10月26日以承认中法正式交战，而宣布禁止法舰在香港装煤修理。接着，又于次年1月29日密允英舰“威利号”为中国运兵援台。至3月8日，法国海军封锁广东北海，禁止米粮北上时，英国则又以“太平洋封锁”(Pacific Blackade)违反中立法，并以米粮不能视为战时之违禁品，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政府也对英提出反驳，认为法有封锁之权利。直到4月6日中、法在巴黎达成停战协议，英、法之间在华的磨擦方才落幕。[23]

　　(B) 英、俄在华海军之矛盾

　　俄国亦为海权大国自1856年即开始派舰南下活动，于英法联军时又乘机与之配合，水陆并进向中国谋取巨大利益，而其远东舰队之兵力亦颇为可观。英国因与俄国为夙敌，自克里米战争(1854-1856)以来，即不断地监视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各种活动，极力阻挡其势力的南下，并使其范围仅限于西太平洋之北部。不过，到了1886年时却因朝鲜巨文岛问题，双方又发生冲突。

　　巨文岛位于朝鲜西南部之济州岛附近，又名“汉弥尔敦港”(Port of Hamilton)，原为一个荒岛，并无战略价值，但以此时俄国拟向朝鲜发展，并拟租借永兴湾以为其海军基地，自然引起英国的关注，于是乃决定先发制人，而于1885年5月12日派遣“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Vsky)，声明俄无意侵占巨文岛或其它朝鲜土地之意。一面要求英国自朝鲜撒兵，归还巨文岛。同时，并命丁汝昌及琅威理率领“定”、“镇”等六舰于访问海参威途中，经过永兴湾之元山、釜山进行实地查看。而“中国舰队”司令哈密敦亦以为该岛仅可作为中途加煤站，无法作为海军基地，更无法与俄之海参威相提并论。因而乃于1887年2月17日正式自巨文岛撒退，而使此一事件获得解决。[24]

　　七、“中国舰队”在华的活动

　　“中国舰队”虽以西太平洋为其活动范围，但与中国的关系则尤为密切。在以保商护侨为借口，而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为护符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兵舰遂得在中国治海沿江自由进出大肆活动，非但随时可以驶往各条约港(Treaty Ports)住扎，即未开放的港口，亦可以访问的名义前往勘查。从“中国舰队”向英国海部所作的诸多“例行报告”(General Letter)中，可知其所涉及事项之广泛，举凡各种商情、政情、军情等无不包括于其内。其中尤对有关中国海军之活动以及海防之建设最为注意，诸如装备、教育、训练、人事、军港、炮台、船坞等各项军情均为涵盖于其中。有时且绘成详细地图，以说明其工程的进度，是以中国各项海防工程几乎全数暴露于英国人的监视之中，中国的国防亦无任何秘密之可言。

　　不过，平情而论，“中国舰队”对中国的海军尚称友好，特别是北洋舰队。一则由于其主要干部大多曾留学英国，接受英式训练，其规章法令多以英国为本，再者船只亦大半购自英国，而为英军所熟悉。特别是在琅威理(William M. Lang)为北洋海军的总查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因为琅氏原即服务于“中国舰队”，曾经担任“吉斯瑞尔号”副舰长d of the Kestrel)，其后为中国向英国海军借调而来。1890年虽以“香港事件”迫使琅氏辞职，造成中英之间的不快，但英国海军对于中国海军则依然予以同情与协助。

　　“中国舰队”为了表示对中国海军之重视及友好，曾于1886年醇亲王检阅北洋海军时，其司令哈密敦(Vatural allies)，希望与英国共同合作，甚至曾言如英国进攻海参威，他也可以命令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