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23 章(1 / 1)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2000 汉字|41 英文 字 26天前

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890)。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903年再版本和920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93—9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9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889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lt;马可波罗书gt;》,《通报》,927。

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893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89,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904、905、90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此外,895年,波拿巴亲王(roladboaparte,leprie)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89),德鲁恩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89年,列昂·加恩(leoahu)出了一部长达530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405年》。其中99—400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

俄国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80—82)团长雅金甫·俾丘林(nknhфnчynh,777—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82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828)、《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85)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83)及《蒙德俄辞典》(835年,他发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829),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225年移相哥刻石铭文(《科学院论集》第2卷,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828至832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83—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辞典》(喀山,844—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是840—850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卷,857,8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ллдnnkфoв,87—878)。他也是于840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30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8),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2)《长春真人西游记》(同上,8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0册,87)。这些重要汉文史料的译介应该大有助于欧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广。而较晚的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用英文发表的论著,在西方学界影响更大。布氏生于里加,8至883年担任俄国驻北京使馆医生期间,研究汉学和中国植物学。时英国玉尔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马可波罗书》新出,促使他以浓厚兴趣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尔书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记,在874到877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887年汇集并增补为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书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