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记》、《辽史·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元史·耶律希亮传》等重要汉文史料的译文及详尽的注释。此外，还转译了《史集》（据多桑书）的部分内容和亚美尼亚文史料《海屯行记》等。其注释引用大量俄国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学考察报告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产进行考释，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俄国东方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840年，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德蛮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节）刊行，书名题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后来，他又根据《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纪》以及译成俄文的有关汉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习理所译《蒙鞑备录》等），著《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莱比锡，82）。另一位杰出东方学家格里戈里耶夫（b，Гntoъeв）通晓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种东方语言，在他还是彼得堡大学学生时（834），就将帖木儿帝国历史家宏达迷儿的《历史概要》（波斯文）译成俄文出版，题为《从古代至帖木儿时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这部译著作为最早译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评价。此后格里戈里耶夫继续从事蒙元时代史特别是金帐汗国史、中亚史和钱币学的研究。他的论文《论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关系》（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区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经济特殊条件下为解决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邻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扩展的观点，被称为“推动论”。他还写过一篇有关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讯（《亚洲杂志》，8）。

对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贡献最大的是俄国杰出东方学家贝勒津他是哀德蛮的学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语，有可能直接从穆斯林史料入手进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译本。在从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预备性著作”《东方历史家丛书》（849—854），并对金帐汗国史进行了研究，撰有《从可汗诏敕看金帐汗国的内部制度》（850）以及论述蒙古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术赤兀鲁思的内部制度纲要》也是基于诸汗诏书研究而完成的一种重要著作（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5卷）；8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7卷）；8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从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译注与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3卷）；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纪》从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译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5卷）。作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译本，贝勒津书的译文在他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相当高价值，出版后数十年中一直为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所利用。他的注释，特别在语言学方面，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种抄本（即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57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大大影响了其校、译的质量。

稍后，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俄国学者还有齐曾高曾他广泛搜罗该时代阿拉伯文（主要为埃及马木鲁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辑录、编译为两卷本《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选辑（原文和俄译文）出版于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儿的《全史》、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诺外利书、拔图塔行记、埃及马木鲁克朝算端哈剌温传、贝巴尔思传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为其中几种尚无其他文字译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选辑迟至94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rgutis-y）就将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中所收录的《海屯行记》译为俄文（《西伯利亚杂志》822，克拉普罗特法译本即据此转译）。后来，俄国学者帕特卡尼扬（.Пtkhnrh，即Пtkhoв，833—889）进一步研究亚美尼亚文蒙元史史料，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译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题为《僧侣马迦基蒙古史》。自此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他还选辑多种亚美尼亚史家著作，译编为两册《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873、874）。

十九世纪中，有许多俄国人深入中国蒙、藏、新疆等地区进行自然、物产、民族、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在蒙古搜集了不少历史文献，发现了多处古迹和文物，写下了大量旅行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有关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资料。最重要的是88年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昆兑河上游找到的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实物资料）。889年雅德林切夫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与元代碑刻，890年拉德洛夫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古城废墟和碑刻。892至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图谱》4册，展示所发现的古迹、文物图片，并标明地图位置，极为有用。以前，中外学者曾对蒙古国都位置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做过许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遗址的发现，使元代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蒙古学家波兹德聂也夫（两次进行实地考察，892至893年完成了从恰克图到北京、从科布多到库伦的纵横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记《蒙古与蒙古人》（2卷，89、898），对《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传说均有论述。其中记录了许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遗物。

十九世纪俄国的蒙元史研究，还应该提到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布里亚特族学者班咱罗夫（Дoжnh3oв，822—855）。在极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蛮教》（84），《两种中亚字母》（关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848），《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发现之蒙古文银牌考释》（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称考》与《论卫拉特与畏兀儿》，《移相哥碑铭考释》（85）等。他的所有论文于955年逝世00周年时由语言学家桑热也夫结集出版。

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巨子巴托尔德其学术生涯与法国的戈狄埃、沙畹一样都是跨世纪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