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还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蒙元史学者——多桑（m.d’ohsso，779—85）。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国，任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784年离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807年去世。多桑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后为驻巴黎（至84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具备了研究蒙元史的优越条件。在西方学者中，他第一个最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834至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历世伊利汗顺序）史。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多桑书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划时代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称誉说“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并非溢美之辞。当然，多桑不懂汉文，未能更广泛利用汉文史料，是此书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献不是最好的写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译写也不太规范，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国清末民初学者通过这些著作接触域外史料，译名常因此致误）。他没有设立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史，还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国史。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经过校勘的刊本和译本，研究者们不再取材于多桑书，但多桑书以其系统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门书。

与多桑同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驱和典范。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学校担任教授，初研究伊斯兰埃及史，后主要从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译，成果甚富。83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译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长达百数十页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论文。其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达五百余条，极其丰赡，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考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很多条注释实际是篇幅相当长的专题研究。《汉学书志》作者戈狄埃谓，893年曾听说法国国家出版局准备出版此书之第二卷，但后来未见问世，可能已经散失。此外，卡特麦尔所著《马木鲁克算端史》（837），对蒙古与埃及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将埃及史家马克利齐《诸王国志绪言》的部分内容译出收入书中。

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824年，菲鲁萨继德国学者梅纳特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820）之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83年，雅克也发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330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830），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839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veza）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edi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和布洛塞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870），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defremery）和桑吉涅底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853—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85年，法国汉学家颇节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首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927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80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发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8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riordierl849—925）和沙畹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89至87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88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shlegel）一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