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博古通今之学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6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明多古人所未见。”1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于修。”《提要》对宋儒1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