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1《元丰类稿》卷16《寄欧阳舍人书》。

2《东坡后集》卷16《祭欧阳文忠公文》。

3《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4《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1。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1t;//pgn>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1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