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o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1o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o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1t;//pgn>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o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o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o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o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o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1嘉祐三年（1o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2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o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o6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1沈括：《梦溪笔谈》卷19。

2《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o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o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1。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2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3“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为文者辉光。”4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