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致干戈相寻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议之轸忧。”此书作者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但也有相当平实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巨制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图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云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数民族关联较多的地志《陕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肃通志》有五十卷《湖广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府、州、厅、县的志书记有少数民族史迹者一时尚难详悉。
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的体裁先秦已经有了。以纪事本末作为某种史书的著述体裁则是开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书中已有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一些书目。以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一次事变或一次战争为记述对象并以纪事本末的史体勒成专书的是在明清时期才多起来的。明神宗时李化龙奉朝命征播州约经六个年头才把战事结束。播州地居贵州、四川、湖广之间是苗民聚居地区。事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十五卷。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杨寅秋撰《平播录》五卷。此外马文升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王轼的《平蛮录》也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书。清代官修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本末书较明为盛亦多巨制。举大家所知的书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义不同了。
明清时期封建制已处在衰老的过程中但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它借助于国家机器来阻碍新生力量的展企图延续这个制度的生命。新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备突破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力量。明清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传》在说到统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时一要“额以赋役听我驱使”就是要达到使人民群众完粮、纳税、当兵、当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济”以“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所谓“恩”是“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实行对民族上层的收买。“威”是对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镇压。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其他民族地区也同样照办不过清代的作法要更具体些。它有一个分别对待的办法对满蒙关系、满藏关系、满汉关系、满回关系都有区别对待的措施。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所修官书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则有较多的知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经摘录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档案数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长时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参考。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浓的人。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1亡国是指朝代的兴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权的毁灭这里实际上是指明亡清兴。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于刘聪、石勒的晋朝诸臣“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是无耻败类。这实际上也是他隐晦其辞地谴责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贵的前朝官僚、文人。顾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对清对汉族的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顾炎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少数民族的优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2他列举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风俗以证其说。他所谓“外国”按当时的用语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数民族说的。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与反对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还跟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密切结合。他的名著《原君》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