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章(1 / 1)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2000 汉字|0 英文 字 26天前

这两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对又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前者可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他在晋惠帝时反对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张把他们迁出去。他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见、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1羌氐一类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得好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江统的思想。他那种不愿羌氐居于沃土不愿这些民族自身的展不愿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的思想在晋以后地主阶级学者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2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刘知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想。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1《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社会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佑之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这些注1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展1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作出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