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年2月1o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实力大大展的基本条件。第三节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1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1《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1《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o日出版。
交方针。
蒋介石为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及其领导的红军。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独裁内战政策所改变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年1o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大军集结在陇海铁路沿线并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2月12日张、杨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要员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产物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在张、杨及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提出的六项条件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这六项条件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