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12月版第157—158页。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o页。

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第二节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1）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1.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1这种错误后来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关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和共产国际反复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必然要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但在对中国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的转变是很迅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展、确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193o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