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65页。

关于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分析。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其二“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其三“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1。这成为中国现代史（包括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长期沿用的观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在如何表述这一观点上仍存在着两点分歧：第一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究竟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不可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的紧急阶段犯了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另一种意见虽承认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但仍主张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承担。第二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错误指导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和农民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用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各阶级关系从而导致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对待国民党左右派问题上、在对待武装问题上等许多方面的右倾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可归结为战略失误。那种既改造国民党的性质又展国民党的力量既保持统一战线又开展工农运动的策略是两对无法实现的矛盾政策。同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又颠倒了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从地位把国民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把置于从属地位。正是共产国际这种战略意义上的失策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2.关于中国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中国内的错误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不争之事实。

但如何看待中国内的错误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在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一种意见仍坚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意见不主张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大革命期间中国在战略、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是中国幼年时期的不成熟所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不仅犯有右倾错误而且犯有“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3—954页。

3.关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有人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国共合作形式虽在一定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但也同大革命的失败有关。理由是：第一“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束缚了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因而使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军队；第三“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暂时性。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有客观基础的唯一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国共“党内合作”就没有中国的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合作”过程中战略和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

南京国民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而展起来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范围很广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所述的是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层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确实捞到了不少实惠。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南京政权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2.关于改订新约运动。

近年学术界经过讨论对此问题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一运动“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进步”和“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3.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也是近年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要点有二：其一政策提出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根据是1931年11月3o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仪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第二种意见认为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但并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1932年3月上海停战之时确定的。1932年3月14日即上海停战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