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僧；出席“一大”的其他代表中有8名代表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其中有6人认为他是正式代表。

3.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历史上长期存在“南陈北李”的说法这表明他们在创建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他们为何均未出席“一大”？学术界习惯的说法是两人工作忙抽不出身。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马林要召开“一大”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故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一大”以抵制国际代表。“一大”前陈独秀为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李汉俊受马林嘱托寄来的召开“一大”的通知自然产生人格尊严被轻视之感而产生抵触情绪。

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不是因为他负责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也不是由于北京大学工作繁忙而是由于自1921年3月14日至7月28日北京八所大专院校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正在组织一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争取教职员工生存权利的总罢教斗争。此间李大钊除担任“教联”新闻股办事还一度担任“教联”的代理主席几乎天天参加各种会议而且还曾于6月3日被打伤。这是李大钊未参加“一大”的主要原因。

4.“一大”可否视为成立的标志。

近期有人提出不同意“一大”标志成立的观点认为创建于192o年即上海组织的建立应视为成立的标志。持此观点者指出不能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为一谈。如果“一大”前尚未成立就无法解释“一大”代表在“一大”前就具有党员身份。

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关于这次大会学术界的讨论主要在三方面：1.新、旧三民主义问题。

194o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把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个时代。认为在国民党一大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此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这一论断多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三民主义的一个指导意见并为大多数人所采用。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无什么新旧之分也不能作新旧之分。“改组前的三民主义与改组后的三民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仅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系统的挥和补充。”必须分清“主义”与“政策”的不同含义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就把政策附加在主义之上而说主义有了新旧之分。否则就会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思想”的提法。

2.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组织或称为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理由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仍以孙中山手创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没有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国民党也就改变不了它所固有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从性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政党；从成员构成上说是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3.关于“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有不少人表文章论述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探讨了“三大政策”概念提出的具体过程指出应把“三大政策”的制定和“三大政策”这个概念的形成区别开来。国民党“一大”虽有了制定“三大政策”这件“事”但还没有形成“三大政策”这个“词”。通常所说的“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和国民党领导人嗣后根据国民党“一大”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的。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较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1926年夏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机关刊物《黄埔潮》便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字样的文章。同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法。同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用了“三大政策”的概念。

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曾提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1目前学术界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讨论分歧较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种意见主张分两个阶段来规定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武汉国民政府从成立到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前是革命的政权。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参加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三大政策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参加当时民族民主革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但马日事变后由于资产阶级的相继背叛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迅变质解体变成反动政权。

第二种意见不同意把武汉国民政府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持此观点者从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武汉国民政府人员的构成和阶级结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的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证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不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范畴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完全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是具有两种性质政权的某些特征是一种正在过渡的政权。它既可以向右转成为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又可向左转成为以无产阶级为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