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它“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有的强调无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对它的领导；有的强调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和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的则把“五四运动”扩展为“五四时期”来考察等等。近年又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内涵上陈述了四点理由：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成和成熟”；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的胚胎都孕育于五四时期”。也有的论者明确表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得较早的一个课题。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成果问世如《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

在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已形成这样的观点：在中文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19o2年1o月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李大钊于1918年下半年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的表。近年来一些学者表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和学说的不是19o2年梁启的文章而是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的《社会演化》。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字里最早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是1898年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为英人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大多数人认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因而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指出：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时间是二十世纪初年。“北李南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深刻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要过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在时间上他们要晚于孙中山、朱执信十几年。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从五十年代起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逐渐把当时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概括成“三次论战”。六十年代初学术界还专题讨论过三次论战的性质问题。当时一般都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派之间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同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斗争；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斗争。近些年人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也有人认为这次论战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胡、李之间“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争辩决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还有人通过对这次论战具体过程的详细考察指出胡适那篇挑起论战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论这次论战时几乎都是采取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的态度。近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了要客气、科学地评价这次论战的意见。持此观点者指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我们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

中国“一大”

“一大”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近年史学界对“一大”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有分歧。

1.关于会议时间。

史学界已排除7月1日开幕说确认7月23日为“一大”开幕日但在会议的时间安排和会议结束的时间上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7月23日为开幕日；24日、25日举行第一、二次会议；26日、27日休会起草文件；28日、29日每日上下午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3o日举行最后第七次会议。第二种说法是：7月23日会议开幕；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25日、26日休会起草文件；27—3o日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7月31日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第三种说法：7月3o日以前的安排与第二种说法相同但认为7月3o日举行第六次会议后就休会至8月5日才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

2.关于会议代表。

有两种说法：一说12人另一说为13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如何看待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身份。前说否定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理由是：包惠僧由哪个地方选派无材料证明：一大会务经办者李达否认包惠僧是代表；史料证明包惠僧是住在博文女校而巧遇开会的记者。后说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其理由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上记载的“一大”代表名单中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