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1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2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年1o月28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1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29页。

1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

2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95页。

第十八章谭嗣同第一节为维新改革而献身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o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1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1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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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1。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o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696—697页。1《仁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1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6页。2爱国主义漏点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1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2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3。和梁启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