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o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o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推进戊戌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认为是“乘机煽惑纠合不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展；要求重练海6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1；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1。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月2o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生。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1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oo—41o1页。第七节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九月初十日（1o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2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出《奉诏求救文》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3。他的弟子梁启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1。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2；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3。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