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o)五月天津爆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1奕譞还指责奕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1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期。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6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1。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2可见奕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3。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1奕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1《翁文恭公日记》第1o册第56页。
2《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2o4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第六节遭慈禧太后的惩儆正当奕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鋆等人内膺重任作为他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为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给奕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的职务但奕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与顽固派的论争不久奕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