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为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2。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o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1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1是极其谬误的。奕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2。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页。

1《洋务运动》第8册第231页。

2《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o）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1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入侵台湾奕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1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节被罢黜闲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2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支持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1。奕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186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1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