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则人知恩也”3；三是对“流转迁徒”、“栖2《清史列传·唐鉴》。

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o《复颖州府夏教授书》。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王船山遗书序》。

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复贺耦耕中丞》。

4《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湘乡昭忠祠记》。

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1《曾文正公全集·家训》《日课四条》。

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与鲍春霆》。

3《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军谋》。

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并说这就是“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4。曾国藩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扶助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士绅鼓励反动的将领士兵彼此配合以建功立业。而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他表示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5丝毫不曾心慈手软因为他相信“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6足见其“仁术”是自有施用范围的。

曾国藩重视“礼”“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7又说“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8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其论礼的内容不外两点：其一是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9要求大家“克己求仁”“捐生”以“戡大乱”。其二是用“礼”来“辟异端”杜绝“窈冥诞妄之说”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1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2实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亦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纲领。

曾国藩还相信天命论认为“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3视天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他并且一再在湘军官兵中灌输“人之生死有命存焉”4的迷信思想驱使他们为镇压农民起义效命。

曾国藩主诚、主仁、主敬、信天命的落脚点是所谓挽救当时的“道德沦丧”“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5。所以他用与朱熹毫无二致的腔调说“力去人欲以存天理”6并怀抱幻想要以他自己这样的卫道士的身体力行和以身示范转移世风“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他就是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7自命的。他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论、圣贤豪杰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也是很陈腐的。事实上曾国藩的学问无进步、新奇之处不过因其建立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功”又颇擅文辞在文学上造成了“桐城——湘乡派”因而在后来得到某些人的推重。

康有为的新考据和唯心主义哲学4《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与徐玉山太守》。

6《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赦》。

7《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8《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礼》。

9《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复胡宫保》。

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

2《曾文正公全集·日记》《问学》。

3《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4《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晓谕新募乡勇》。

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复江岷樵、左季高》。

6《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日课四条》。

7《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原才》。

康有为（1858—1927）早年随祖父治程朱理学19岁受学于朱次琦历时6年。朱次琦讲学主张融合汉宋纳郑玄之学于朱熹教学者以“四行五学”。“四行”即“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后来康有为34岁时讲学于万木草堂即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并在“志于道”下列“格物、厉节、辨惑、慎独”四目；在“据于德”下列“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目；在“依于仁”下列“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四目；在“游于艺”下列“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四目。明显受到朱次琦的影响。而且中年以前的康有为尚未注意以《公羊》和《礼运》来解释孔学而以《论语》为孔学核心。

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四川今文学家廖平。交谈之下深受廖平《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此书后改名为《古学考》）观点的影响开始运用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和孔子“受命改制”等微言大义来阐述自己的变法思想舍弃《论语》而以《公羊传》为孔学核心。此后接连写出《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七年1891）、《孔子改制考》（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秋董氏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据梁启说“先师年二十八从事算学以几何理著《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可知《大同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某些章节在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即康有为大量接触西书之后即已产生。但该书直到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刊载部分。（全书出版于1935年）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三书以“新考据”的面目出现把东汉以来经过许慎、郑玄注疏解释、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儒学正宗的《周礼》、《逸礼》、《左传》、《诗经毛传》等凡刘歆争立为博士者均判为“伪经”称其为刘歆为了取媚王莽而伪造的新朝之学即“新学”；认为西汉的今文经学才是体现孔子微言大义的真经并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的素王称六经为孔子的改制创作之书。康有为还仿效西汉董仲舒的神学说教奉孔子为教主把今文经学置于独尊的地位。他的出点是要否定当时被官方奉为正统的古文经学的思想并把他所向往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附会于今文经典之中借以证明维新派要求变君主为君主立宪的合理性。自从清中叶今文经学复兴龚自珍、魏源都据《公羊》谈改制但所论不出“治术”的范围即方法上的改变；而康有为的改制才具有较全面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意义其侧重面在“制度”。

就学术而言康有为治理旧学不求章句、训诂、名物之末专求义理；而其所谓义理又不是理学家的言心言性而在探讨创制立法的精意实为思想解放气魄宏大。但是他在书中判定《左传》为刘歆伪作《公羊》为改制之书并将《论语》、《王制》与《公羊》强通以及对于《史记》时而引以为证、时而斥之为伪甚至说《汉书》非班固所作等等所用考证方法及结论多难以令人信服。连梁启都说他与陈千秋从康有为学时“时时病其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