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3和“以经术为治术”4。

魏源讨论知行关系的兴趣来自王学但明显地冲破了王学的限制主张行为先。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并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4《阐告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9页。

5《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页。

1《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2《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3《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6页。

4《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页。

5《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页。

6《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语录》《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4页；下册第421页。1《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9页。2《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页。

3《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页。

4《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页。

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5把直接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途径认为知由行来否认先天的经验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这种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态度魏源否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从圣人。他问道：“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6以儒家“诸圣”的言行为例揭穿“生而知之”的谎言。魏源强调后天的学习认为只要“潜心”钻研“中人可易为上智”7；重视“勤访问”以学习和归纳他人的知识智慧称“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1。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立的。魏源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念。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不仅制度如此生活亦是如此。假如要社会回复到“三代以上”“跪地以坐搏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那就不是大智而成为“大愚”了。复古不仅不应该根本上就不可能因为天下大势所趋“势则日变而不可复”2社会以不可阻遏之势自行进化不会以“圣王”的意志、人主的“心术”为转移。

魏源反对复古反对一成不变的历史观使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就积极要求改革。他明确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3。鸦片战争中他亲自参加了抗英斗争战后又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并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他从这些丰富的直接经验中产生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中心议题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魏源在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时候有忽视理性认识、陷入经验论的倾向还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声称“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4。他还认为变化的只是“势”“其不变者道而已”5而“道”的内容乃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1很明显就是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所以他的改革内容严格地限制在维护封建制度的范围之内他的“师夷长技”也主要是通商、开矿、制造船舰火器、养兵练兵之类。

回光返照的晚清理学咸同年间作为清皇朝官方哲学的理学依然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是唐鉴、倭仁和曾国藩。唐鉴（1778—1861）“生平学宗朱5《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页。

6《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上册第9页。

7《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5页。

1《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页。

2《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49页。

3《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

4《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页。

5《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1《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26页。

子笃信谨严无稍依违”2。他写有一本《国朝学案小识》编造清朝的理学“道统”。以6陇其、张履祥等为“传道”以汤斌、姚鼐等为“翼道”并在该书《自序》中说“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岂细故耶？”强调理学维护纲常伦理的作用。倭仁（18o4—1871）号称理学大师极力推许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卫道严而用心苦”并大力宣扬所谓“纲常大节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后”。他们在理学上并无明和创见尤其是倭仁使得当时和以后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

曾国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间曾受业于唐鉴又与倭仁讨论学问。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学派“桐城派”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当然曾国藩也受到同乡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风的影响因而比唐鉴、倭仁更重视践履和事功。他自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1但哲学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学。他也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甚至也少涉及社会历史观而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他曾说“盖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礼”又说“理则礼也”2。所以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诚、论仁、论礼几个方面。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灏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3。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先验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种唯心论哲学的现实政治性就是对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称为“拙且诚者之效”4。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5朱熹与曾国藩的所谓即物穷理都是指通过与事物的接触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谓“天理”显现出来。因为朱熹说过：“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以并不是强调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心中原有的理。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称“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1。他对“仁”的意项有三条具体的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2；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兵勇常望其成立望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