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试析一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6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o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o年第6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年第7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间所撰奏疏2o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1t;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蔚禄#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oo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