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修造十分之一谓之“岁造”。修船所用价银按地方之远近时间之久暂为差。费用来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军地征十分之三备给料价。如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新船或者准许旧船在通州售卖。漕船大部分在清江关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实在是劳民伤财。负责修船的官吏“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虚作假从中取利。本来漕船长年航行不免有遭风沉溺之事而运丁因贪图私利多携土宜揽载客货夹带愈多漕船难承重荷损坏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频繁。另外运河南北水势相差甚大如果船身过大掉挽困难清政府曾规定酌量减小漕船尺寸但江苏、广东两省漕船因运丁贪图夹带务求广大船身结果“载重则行迟行迟则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旬日者”1。“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嘉庆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赔累日甚清政府决定每船除例给二百零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此可见清王朝为了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漕运船队仅修船一项就要“年糜国帑数十百万”1。

再次漕船在航运沿途受到的各种苛索是清漕难以克服的痼症。漕运“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陋规馈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又过坝过闸在在需索奸徒放帐被诱百端”。于是“帮丁等无计补累势必满揽客货致误程期。甚且挟制州县勒增兑费”。而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地方官吏则“苛取病民任意朘削”2。

漕船自南方而来过淮是一大关。雍正时粮船过淮的陋规已经是“一帮费至三四百金者”清廷虽然命令淮安的漕运官司严饬属下不许“向旗丁额外需索”除了夹带私盐及违禁物品以外“不得过于吹求以致粮运迟滞”3但并不见效。在清代漕运中所谓“过淮之费”有增无减成为一大难关。

漕船渡黄河又是一关。由于“汎地弁员不顾风色水势混行催趱”粮船渡黄之后到白洋河及台庄八闸由于逆流水急必须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4。尤其是承担漕运主要任务的江浙粮船路远迢迢由镇江出口时竖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员以查看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过淮、过黄、抵津、抵通关关受欺层层盘剥更是惨苦。

各省粮船北上每遇过闸过坝以及急溜浅阻的河段必须用人力挽拽。沿河兵丁经常把持包雇他们或者以老弱充数或者横索雇值“借端抑勒”使运丁“深为苦累”。清廷曾规定粮船“雇募纤夫听运弁自为酌办”1。而且对于由天津转卫的河段由每一州县常设夫头十余名。从山东韩庄以南由于闸多水溜需夫较多令山东巡抚分三段每段设夫五百名随时受雇“事竣仍令归农”。至于江南、江西两省漕船一入瓜仪即需添备短纤常设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设夫头一名“选派土著民人充当”并且“给与执照”即使“散夫亦给与腰牌随时查验”“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撵逐”2。清廷的规定如此细密可见沿河雇纤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终于完成运输任务然而最后的种种勒索也在这里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粮船要向坐粮厅交纳两种茶果银两一种叫“仓茶果”“系供仓场各衙门书役饭食并办公杂费”。一种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银十两小米船交银七两每年通帮共四五万两向系坐粮厅陋规”。后来觉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称“厅茶果”3。同时旗丁须雇募剥船每百里给饭米一石耗米一石。还有石坝经纪乘机勒索斛费竟“每船至三十金”4。漕船进仓时又要遇到仓场胥吏的惯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更有一种所谓“拨运”。即粮船到通后由仓场官员坐派将粮米运至离京通各仓较远的圆明园、沙子营及新城、蓟、易等处。这也成为“奸胥射利”的手段。本应轮帮挨派胥吏却唯视纳贿多少任意先后抽帮拨运。

2《清宣宗实录》卷3o2。

3《清世宗实录》卷77。

4《清世宗实录》卷1o3。

1《清高宗实录》卷578。

2《清高宗实录》卷1o22。

3《清高宗实录》卷135、393。

4《清世宗实录》卷1o8、45。

清代漕运不外乎征收、运输、收仓三大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上产生的各种弊漏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终清一世所谓“剔除漕弊”的议论喋喋不休然而都无补大局清代漕运继承明代旧制也继承了明代漕运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运的展清代漕运是所谓“治国要务”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顺治二年（1645）巡漕御史刘明英所奏关于漕运的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船宜急、运道宜豫等四条建议立即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1。顺治、康熙两朝着手在整顿漕政、加强漕运官司、疏通河道、严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恢复漕运。这项工作显然对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现了仓储充裕的局面。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清政府下令于苏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处各截留粮米三万至十五万石不等以备动用2。这种现象与顺治初“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相比显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为清初北方地区的统治和京师社会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运的稳定展的确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联系起来而且通过江南水网及浙赣、闽粤水道又能与珠江水系连结这在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因此漕运的经济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漕运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比如济宁和临清是山东运河的南北两关。清朝廷在漕运总督之下设立四个巡漕御史其一即驻济宁专门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临清更是运河北段的重镇“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