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67 章(1 / 1)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2000 汉字|1 英文 字 26天前

各种盘剥再转嫁到纳粮农民的身上。在清代漕运中运军敲榨纳粮农户激起农民不满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宁卫运军擅自加征行月二粮激起百姓反对结果耆民倪拱辰、6德秀被害。知县潘师资愤慨地说:“正供额赋诚不得已此行月粮何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无漕则无运费何用加行粮为?”对于早已交纳永折漕银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况那些“有漕有运”之地呢?对此钱大昕评论说:“以不堪加之县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竭髓徒资群蠹瓜分、酌酒、6博之资民实不服。”2顺治七年(165o)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还生运官率领运丁“殴官藐运”的事件。当时有仪真卫运官崔邦泰领运常熟他统率悍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常熟知县瞿某敦请兑崔邦泰等竟“聚众鼓噪各持棍械殴辱印官乘机抢掠”酿成事端3。

在清廷看来“国家之待运军为不薄矣”。“舡只则有修理风蓬银两安家则有坐粮水手则有月粮路费则有贴备回南则有羡余解给各项支销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粮之外还有加四耗赠比兑时每石再加湿润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满足运军的利欲还要“巧恣需求”。1于是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尽量优待运军而漕运官吏又千方百计地到运军身上搜括运军再将各种勒索转嫁到纳粮农民身上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承纳漕粮的农民。正如任源祥所说:“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2总之清代漕运与明代不同之处仅在于官收官兑更加突出因而运军问题往往成为清廷议论漕运的焦点。任源祥曾建议:“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3如此推本寻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药方。清代漕运完全依靠官收官兑依赖军运因而在明代漕运中已经暴露的运军问题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清代漕运的弊端纵观有清一代漕运弊窦百出。

在漕粮的征收上有所谓“拨花”即在派兑时奸棍劣衿与衙门书吏、运船官弁串通一气故意将一石米拨分几军使纳粮农户受尽往来颠倒之2钱大昕:《潜研党文集》《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

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2《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3《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累。

有所谓“做样”即有奸棍串同运军抢先出兑故意多出“赠耗”银两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其例。

有所谓“押兑”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从中索取耗银。有的在百两耗银中公然索走二十两。

粮米过斗时还有所谓“踢斛”、“淋尖”、“样米”以及“三笆三涌三捧”种种恶套。另有所谓“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钱”种种名色。

仅漕粮加耗一项有增无减。如“昆山一县正米百石有加耗银至六七十两者”。而当地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今耗银至六七十两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在这样沉重地敲剥之下农民“皆深自逃匿惟恐为人鱼肉”1。

本来按漕运则例规定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解至京通交仓四百石这是在所兑米中已经包括了在船折耗。但州县征收时却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纳漕粮的小农更害怕“转廒”之苦。因漕粮是冬兑冬开立有准限。

各处粮印官在漕船未到时即通令百姓交兑交兑后仍令粮户管廒待船到时复又交兑使粮户于赠耗使费之外再受赔补苛索。“以致民间卖男鬻女无可告诉”。收漕胥吏为了索取钱财唯视贿金之多少先令富户交粮贫穷粮户则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动终日守护粮堆若遇风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贫苦农民“被重复科征纳而又纳”实在交纳不起漕粮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万盈千”1。

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2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6世仪《漕兑揭》。

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2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负担。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原来规定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