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难言。崇祯十四年（1641）清兵围攻宁锦陈新甲因杨嗣昌之推荐出任兵部尚书主张和议。崇祯帝也以边兵不足恃欲借和议暂缓危机。当时朝中之人多数是主张和议的认为“倘肯议和和也可恃”3。崇祯帝便将此事专门委以陈新甲去办理。但陈新甲因保密不严和议之事被外廷知晓。崇祯帝即将陈处斩。
1《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2《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3《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书言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内阁中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说无才且为人也较正直但他们的任职主要在崇祯初年。这些正直之臣在阁中比例较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在阁臣中真正受崇祯帝宠信的却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善于窥伺崇祯帝的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因攻讦钱谦益而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阁；崇祯三年十一月温体仁入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学士韩爌、李标、成基命相继罢相而去崇祯四年（1631）六月、八月与周延儒一起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祯初年所谓“东林内阁”的结束。温体仁在阁八年多是崇祯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的。他入阁后即挤掉周延儒而成为辅。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且善于揣测上意因此尽管弹劾的章奏屡上崇祯帝不以为动。刘宗周上疏指出温体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祯帝相反觉得温体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结党故常加安慰而对于上疏的人每每从重处治。温体仁辅政期间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以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为得罪辅而降职、削籍。文震孟在阁时间只有三个月。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当时人们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1（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谈何表率百官？崇祯帝刻意求才却求的是这种貌似忠诚、实则奸邪的才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在困难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危害朝政使崇祯帝急躁、严厉的性格愈加偏执。崇祯帝任用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1《烈皇小识》卷四。
第四节孤独的勤政者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1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2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x”。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1。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帝都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1《烈皇小识》卷一。
2《烈皇小识》卷一。
1《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内阁票拟议罢辅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