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1“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1《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1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2。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164o)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1《烈皇小识》卷四。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第三节急躁与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