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本体的自然之乐，故“百姓日用即是学”。学的方法是简捷明了、不费力气而无边快乐。故而他反对烦琐的读经解经，提倡到百姓日用中去学，这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言。他重视讲学，说“经世之学，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语录》）。他的讲学对象主要是下层百姓、士农工商，后又发展到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以“百姓日用之学”取代正宗儒学，提倡“人人共同共明之学”，以达到“人人君子”，故而讲学遵循“有教无类”，颇王一庵《会语正集》。
有发展平民教育的趋向。
王艮和他创建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道”和“淮南格物”说的独具新意的早期启蒙色彩和“异端”旗帜，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被李贽称之为“真英雄”的王艮，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徐樾“解官善道”而后死在战场，颜钧不入仕途、终生讲学而又遭诬陷，罗汝芳一生遭排斥，何心隐“以布衣倡道”而惨遭杀害。正如《明儒学案》所说，泰州学派“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可见，对封建统治的叛逆精神以及独具的早期启蒙思想色彩，正是泰州学派的根本特征。泰州学派的这一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
泰州后学何心隐何心隐（57—579），字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他曾得省试第一名，因随颜钧学“心斋立本之旨”而不参与科举考试。他怀着建立一个家家富足、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以家族进行了试验。他的现存的唯一著作为《爨桐集》。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天下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同样，士农工商也无贵贱等级之分，亦皆可以成为圣贤。而且他还指出，农工商士要成为社会主人，“不凭人之议论，不凭人之求”（《条作主》），“必实超之而实为之”，要自己去争取。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要求得到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保护其权益的愿望，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曙光。
何心隐由“安身立本”、“人之自然本性”出发，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并创造了“育欲”这一新命题。他指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性之自然，应该“尽天之性”而“有所发”，但亦应适中（“中”）、有所节制（“节”），这就是“寡欲”。他强调，无论君主、圣贤也都应“寡欲”，要“与百姓同欲”，由此形成老安少怀的和谐局面，就是“育欲”的结果。他认为，孔子提倡的明明德、修齐治平等，均是“育欲”，即“与百姓同欲”。他还从“万物一体之仁”出发，设计了“万物一体之政”的“天下国之身之家之”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他的“聚和堂”模式。他以一宗、一族组成“会”，这既是一种讲学组织，又是社会基层组织，凡士农工商的身家藏于“会”，在“会”的统一组织下平等互助。“会”《中华文明史》第八卷“学术文化思想”一节，河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中钱财通用，供养老人和照顾鳏寡孤独、教育青少年，以达到家家富足、人人安乐。“会”上有“主会”。在“会”是师，在天下国家是君。君者，“均也”、“群也”，君可以轮流担任，君民平等，“君臣相师，君臣相友”，这样就可以“天下归仁”，“行道于当时，明道于万世”。他在家乡创聚和堂，捐出家财，自理一族之事以进行实验。虽然因遭迫害而未能继续，但从他的空想的社会模式中，可见他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叛逆精神和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何心隐也和王艮一样，在许多方面运用王学的理论，并糅合着儒释道的某些传统。他发展了王艮的思想，由同情百姓提倡人人平等而传道讲学，并身体力行、实验其社会理想，乃至公开反对封建的禁毁书院，号召“易天”，这些都已不能为时所容，以致最终身遭残杀。
李贽的“异端”骇俗思想将泰州学派的学术推向顶峰的李贽（527—02），号卓吾，又号笃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李贽治学，博览群书，纵横百家，他继承和发展了王艮、何心隐的思想学说。其主要著作，有《李氏藏书》六十八卷，《李氏焚书》六卷，《初潭集》三十卷，《易因》二卷，《王龙溪先生文录钞》九卷，以上为生前刊行的。去世后刊出的有《李氏文集》二十卷，《李氏续藏书》二十七卷，《李氏续焚书》五卷，《李氏丛书》十二本，《李氏六书》六卷，《四书评》，《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等。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有私”的命题，以“人”为中心，具有明显的早期启蒙思想因素。
首先，李贽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的观点。不论圣人、凡人的“生知”、“德性”都是一样的，故而所谓的“道”也是一样的。与理学家的“道”即“理”相反，李贽提出“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即道”、“道即人”的观点。他认为，犹如水无不在地一样，人无不载道，这是自然之本性，故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即是“当下自然”之“道”。李贽把“道”视为“饥来吃饭困来眠”的人们基本物质生活的自然要求，并说这才是“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2，把“道学”落实到人的穿衣吃饭，恰恰是对道学的反动。其次，李贽提出，“趋利避害”是“民情之所欲”，即为“至善”。他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3他指出，就是这些治生、产《李氏文集》卷十九《明灯道古录》卷下。
2《续焚书》卷三《孔融有自然之性》。
3《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业等事，都是“百姓日用之迩言”，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不已的、人人都企求的物质利益，乃是人之常情之所欲，而某些所谓君子“不乐闻”的，却偏是“舜独好察之”的内容，故而“百姓日用之迩言”就是“有德之言”，也才是“尊德性”的内容。进而他认为，物质享受是每个人之所欲，即使是圣人亦不例外，“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4。他评论孔子的生活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大圣人、大圣人，其余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