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此卷内容本易与《职官志》诸法司重复而史官姜宸英撰写得体。《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点开便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此卷记厂卫之事较详史论甚佳。厂卫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锦衣卫镇抚司狱末年废罢至永乐中复置且立东厂。立东厂事实录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隐晦遮掩《刑法志》颇予详述此举甚当亦补《职官志》之所难述。

《艺文志》四卷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黄虞稷撰有《千顷堂书目》于目录之学甚为博知。《艺文志序》另出倪灿之手文中申明本志体例仅录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与前史不同。“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修搜罗历代图书考其存亡为目录学整理之大功业。《明史·艺文志》不采用此种修纂方法专取有明一代之书似简而实详确是颇有用心者。然智者百虑不免一失如其著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体例而论必为误录之书。

《艺文志》四卷依经、史、子、集排述。一曰经共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二曰史共十类：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三曰子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四曰集共三类：别集、总集、文史。其经部收书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计收书四千五百八十九部。虽然并未能将有明一代图书尽收其中仍不失为一大功绩而为了解明代目录书籍之不可少者。

3.表。

《明史》表共十三卷其中《诸王世表》五卷《功臣世表》三卷《外戚恩泽侯表》一卷《宰辅年表》二卷《七卿年表》二卷。其中《七卿年表》为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评《七卿年表》称：“盖取《汉书·公卿表》之意。明时阁部并重虽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关则略之。南京九卿亦闲局无庸表也。”所谓七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都御史此为有明一代政体之本。另《宰辅年表》初列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至洪武十三年（138o）革中书省并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参知政事遂止。自建文四年（14o2）成祖夺位后始改记内阁诸臣则实为内阁诸臣表。

《明史》诸表的最初修纂似与纪、志、列传同时进行王鸿绪康熙间增损史馆旧稿先成于列传二百零五卷始有先成列传之说。其雍正元年（1723）进呈《明史稿》时于诸表所改不大诸王表仍旧去功臣、戚臣、宦幸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因此可知原稿中诸表俱备。诸表之修则并非依据《明史列传》表中所载可与列传记述互为补证。4.列传。

《列传》二百二十卷构成了《明史》之主体。共二十二类。《后妃传》二卷；《兴宗孝康皇帝（附皇后、吕太后）传》、《睿宗兴献皇帝（附皇后）传》共一卷；《诸王传》五卷；《公主传》一卷；诸臣传前并有明开国前群雄三卷共一百五十八卷；《循吏传》一卷；《儒林传》三卷；《文苑传》四卷；《忠义传》七卷；《孝义传》二卷；《隐逸传》一卷；《方伎传》一卷；《外戚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宦官传》二卷；《阉党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奸臣传》一卷；《流贼传》一卷；《土司传》中《湖广土司》一卷、《四川土司》二卷、《云南土司》三卷、《贵州土司》一卷、《广西土司》三卷计十卷；《外国传》九卷；《西域传》四卷。

《明史》列传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o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