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三部之外尚有六部中之兵、刑、工及其他诸司衙门事例亦称详尽。如其中兵部所述自中叶以后兵事日繁京营制度及变更之驿递、马政诸项内容十分丰富。万历会典较之正德会典陡增二十卷盖3《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1《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1朱国桢：《涌幢小品》一《大明会典》。

亦由此。因篇幅所限不可备述。

以上所列多为会典之可取处至于其缺失之处自然在所难免。体例所限姑且不论即其记述事例亦间有断章取义述事不明者。如记永乐初设北京行部之事与其后设置行在六部相混淆使人误以行部职权同于行在六部则将管理北京地方行政之行部与设于北京之临时朝廷机构混谈。再如述及明初垦荒则与移民屯种混同记述易使人将民屯与移民垦荒误为一谈。此均属弘治后修史者于明初史事不甚明了又未加仔细考订之结果今之治史者不可不再考而明之。

《明史》《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少于《宋史》居第二位。

《明史》为清代官修的前朝正史大学士张廷玉总裁成书。这部正史自清顺治二年（1645）下诏修纂到乾隆四年（1739）刊行问世前后长达九十五年为二十四史中修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卷帙多修纂时间长使其具有许多与诸史不同的特点。

《明史》的成书及其背景《明史》自开修到刊行历时将近百年百年修一史这实在是罕见之事。那么《明史》的修纂为什么会历时这样长久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纵观《明史》的修纂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无绩可言的初修阶段。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据清顺治朝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隔江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6月8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6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1646）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1649）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例如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1673）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顺治二年（1645）所下修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所以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

2.卓有成效的五十年。

“三藩之乱”虽然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始告结束但是《明史》的修纂工作却并未等到此时而要略早几年。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这时“三藩之乱”虽未平定但朝廷胜利之大局已定。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死后清廷便由以军事为主转向了追求进一步的政局稳定。康熙皇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和开修《明史》正是他炫耀文治、稳定人心之举。修纂《明史》是康熙皇帝用来笼络知名人士尤其是那些坚持明朝遗民立场不肯做清朝官吏的著名文人的一种手段。此时明亡已久决无复兴之可能这些遗民之情也只能寄托于修纂《明史》之中了。

康熙皇帝虽然表现出对修纂《明史》的重视但是他深知国家稳定之基础并非修书而在于经济。早在他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待到三藩、台湾及准噶尔先后平定他更感到天下无事而以治理黄河为最重要。

正因为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