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要知河间一带几乎全是平原,想设伏突袭简直无有可能,因此即便我与张任虽然看过地图,但谁能想到会有虎丘这么个所在,谁又能想到田银竟有这样的打算,而偏偏朱灵行军途中必经虎丘,这实是太过巧合了,简直如同我把曹军送到田银嘴边一般。
暗自出了一身冷汗,我心道好在朱灵、杨修这两人没有冒进,否则现在曹植不和我拼命才怪,既然侥幸逃过一劫,该如何给自己圆话却是不难,而且曹植精于诗文,司马孚长于政事,在军事上,我完全可以侃得他们一楞一楞的,于是便装着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道:“田银此人惯于弄险,干早知虎丘之险,自料其甚有可能于设伏于此,故请德祖同行,以其之聪慧,朱将军用兵之能,当不会冒然而进,如此一来,倘若田银果真欲于险地伏击,必难成也,而此时其战不能战,退不能退,旦闻弓高兵少,以其『性』情,必做破釜沉舟之断,如此一来,何愁计不能成?”
司马孚听了连连点头,曹植更是眼『露』钦佩之『色』,感叹道:“今日植才知智者之能,先生当真乃高人也。”随后他又有不解的问:“既是如此,先生当日为何不将此事告之博文将军与德祖,若是一旦不察中了田贼『奸』计,岂不大事休矣?!”
我哈哈一笑,道:“用谋者,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知兵而不知将,知事而不知人,怎可为筹谋之事?朱将军久在军中,勇中知稳,非是莽撞之人,德祖七窍玲珑,聪慧过人,有此二人,干何忧贼人之区区小算?况且一旦朱将军等人得知,所为难免有迹可寻,田银虽无大才,干却不能不多虑也,若被其发觉事有蹊跷,则恐误了公子大事。”
到了此时,两人心中再无疑『惑』,曹植哈哈笑道:“植得先生,实如旱地得以甘霖;酷寒得遇暖室,植再敬先生一杯。”
曹植虽说的豪爽洒脱,我却并未大意,举杯谦虚的道:“公子过誉了,干仅尽绵薄之力而已,不敢当公子如此之喻,既投于丞相,便自当如此。”
我把“丞相”两字加重语气说了出来,随后也不看曹植表情,仰头喝了杯中之酒,曹子建是何等之人,哪能听不出其中三味,不由微微苦笑了一下,亦一饮而尽。
曹植与我的这两句对话,司马孚虽然听在耳中,能知其意,却并不理会,他恢复了以往那副不苟言笑的神态,冲我拱了拱手道:“如今叛匪田银已死,且其精锐皆没,先生以为此后该如何施为?望请赐教。”
虽然自陈留以来,我一直都能感觉到在司马孚一贯肃穆的表情下,对我有那么一丝鄙视之情,当然我当初既是刻意留给他们这样一种贪财的印象,自然不会介意,何况对这个人,从内心来讲,我很是有几分敬重的,要知他虽是司马懿的兄弟,司马昭的叔叔,但却一直忠心于曹魏,历史上,他自司马懿执政开始,就有意的避免参与政权,司马昭专政于魏,甚至于宫门外杀了魏帝曹髦,百官不敢奔赴,只有司马孚前往枕尸痛哭,后司马昭借太后之名,不予曹髦帝王之葬,也是司马孚率先上表抗议,西晋代魏后,皇帝曹奂被贬为陈留王,迁往金墉城,司马孚前去拜辞,握着曹奂的手,泪流满面,不能自制的道:“臣即死,亦为魏臣也。”甚至在临终遗令中亦叮嘱道:“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由此可见他为人如何。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先时能够称赞于我,而后又屡次主动请教,虽然不见得会对我那贪财的脾『性』毫不介意,但至少已是认同了我的能力,这便已足够,因此听得司马孚开口,我忙客气的还礼道:“司马先生实是客气了,这赐教之辞,干如何能当?”说完,我自信的一笑道:“田银乃是叛军砥柱,干想苏伯此人绝非将才,如此『乱』匪已无统兵之人,而先前一战,自兵甲战力可知,此两千败亡之军,当是其等精锐,想来以田、苏二人之能,即便早加预谋,恐亦难练再多强兵,既如此,公子尽可率军与朱将军会同一处,兵困任丘,再辅以谣言,则大有可能不战而胜也。”
曹植点头,当初定计之时,我便早有散布谣言建议,因此他并不奇怪,而眼下自所俘叛军之中,擒住近百辽东口音的叛军,虽然人数较少,但亦得知这两千叛军中有一千来自辽东的事实,因此暗助田、苏二人的幕后势力,公孙恭已成最大嫌疑,而谣言自然由此而发,至于日后要如何对付辽东公孙一族,那就是曹老大要『操』心的了,即便辽东军兵大都随田银战死,且无确实口供认定乃是公孙恭所派,但既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要剿公孙氏,难道还需要太多证据么?在这纷『乱』的汉末,实力才是一切。
有了计诱田银的先例,曹植对我已甚为信服,而且杨修不在,也实是少了很多麻烦,因此想到很快便能剿平河间之『乱』,曹植神情激昂的道:“如此便依先生之言,植这便下令整军,兵发任丘!”
见得曹植建功心切,我淡然一笑,劝阻道:“公子旦请下令无妨,然干尚有一言,当请公子允诺,否则恐难轻取任丘也。”
“偶?何事如此重要,先生尽可讲来。”
我捋着短须,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缓缓道:“干闻丞相军中曾有号令,曰‘围尔降者不受’,不知可有此条?”
曹植楞了一下,不解的望着我,点头道:“确有此款。”
一旁司马孚这时似乎略有所觉,不由微微颔首不语,我笑了下道:“丞相当初此条军令,虽可令敌军为之胆虚,亦可鼓舞手下军兵士气,可收不战而胜之效,然亦或使困军抱拼死一战之心,如今任丘城中虽多为乌合之众,但苏伯既能鼓动数地百姓随之叛『乱』,其人必有雄辩之才,故不可不防其做困兽之斗,倘若如此,公子岂不难以轻取任丘乎?”
这时司马孚忽然道:“以先生之意,难道欲‘围而后降亦可赦’否?”
“正是,孙子有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干以为,谋者先谋其心,谋心者为上,谋兵者次之,干请公子往任丘时,先大肆宣扬丞相‘围而降者不受’之言,乃惊叛军之心也,其心惊,必恐慌之,而后公子以一言而赦,罪仅加于田、苏二人,如此叛军军心必『乱』,为人者,惧死者多,舍生者少,先临死地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