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说。过了这两天，不好使了！跟我横，使劲使劲地横！还骂人。我再给他两盒烟呢，他又好好讲了。唉！我都试过好几回了，可准了！要不是为了学车，我这老大个人，谁受他那套哇！憋气，这破车学的！你说，我学这车干啥？！放着清静日子不过，花钱买罪遭、买气受来了！我老公说我，‘没见谁学车像你似的，连说梦话喊的都是车！神经病！’大姐，你说，再考不上可咋办哪！还得花钱，还得耽误班，我都不敢想了！我儿子看我这样，你猜他说啥？‘妈，别犯愁，赶明儿我替你考去！’他咋说出这话来了呢？没人告诉他说呀！这孩子，多聪明！多懂事儿！
“你看着那个人没？穿红衣服的那女的……对，是她。她考了六次了，杆儿还没过呢！她的教练早就不管她了。她没考上，教练的二百块钱奖金没得着，教练能乐意吗？不得恨她呀？也不管她，她再怎么样，跟教练没关系了。她也不会来个事儿，教练那二百块钱，她给掏了不就得了！教练还能帮她，找找人啥的。考了多少次了都没过！别的教练不好往里插手了。她在下边儿练的还挺好的，一般的都能过，一到考试场就完！快得了‘恐杆儿症’了！有人给她算了，说她连学车带考试用的钱，都够买一台车的了！大姐，咱可别像她呀！”
同忙忙叨叨的艾虹坐在木墩上，再静的心也能被她掀起几尺浪来！
“老大，”查教练对我说，“你这杆儿没过去，我睡不好觉。昨晚，我想了挺长时间，你是不是感到入库特吃力？”
“是，方向盘打不过去。”
“我分析了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咱们训练时，杆儿的距离窄，考试场的宽，宽的呢，贴库好进，但是移库、入库的难度大。咱们再练呢，把杆儿的距离拉宽，和考试的差不多。你呀，在‘二上’的时候，把车屁股尽量往右掉，打出角度来，‘二下’就省力气了，不用那么忙了。”
查教练绞尽脑汁地为我设计了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这个办法，使我避开了上次的失误，在考试场上，我非常流利地完成了一系列的运作。
那个穿红衣的女人又“折”了！这是她考了第七次的杆儿了，没过。
路考，我一次性过关了。这之前，我托查教练给考官送了礼，我上了双保险，我怕再遭那二茬罪，我更怕重蹈红衣女人的覆辙！
我请了查教练和几个师弟，表达心意，庆贺一番吧。查教练还带来了与他关系最好的“刀疤”教练，还有另外的两个教练，我曾用他们的车练习上路了。
我们吃完了后，查教练留下了我，说有事要和我说。
他轻踩了我的脚，眼里流动着一种东西，他含笑着说：“你拿到了证，我要请你。”
我说：“我应该请你，教练。”
“你请了，我再请你！”
“几个师弟都去吗？”
“不带他们，我就请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对。你老公……是哪年去世的？”
他打听到了。
我想摆脱的事，摆脱不了，哪怕是走到天边！
一一四
我答了他。
他说：“我要请你，单请你一个人。”
又是皮哥类型的人！
我说：“如果你请我们几个，我去；你单请我，我不去。”
“怎么不去？”
“我们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是一个团体，我不能吃独食。”
“你的电话是多少？我给你打电话，我肯定得请你！”
“我没有电话。”
“你自己住吗？”
“不是，我在妹妹家住。”
“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
他记下了号，说：“你走了后，也不来看我们，像挺多学员是不？”
“来。”
“你们这些学员，很多走了就再没来。”
他说的也许对吧，有相当比例的学员学车是受了气的，也不想再见教练。
当我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时，我深深地吻了它一口：为了得到你，我破了多少心力、智力、财力呀！
给你支个招儿：和谁有仇，劝谁学车——这是在学员中很流行的话。
伊水说有个教练打电话，找我，来了几次了，让我给回个话。
“我不给他回！”
伊水问我原因，我向她说了。
查教练又来电话了，还找我，伊水说我回东北了，他才不打了。
在学车期间，我的嗓子发生了大事故——严重失声了，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别人猜不出我是什么原因，真实的原因我也没有和他们说，只有妈妈猜出了，她说：“挣不着钱，上火上的。”
从我来，伊水的生意就不如从前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出于大气候。老顾客的消费量已快饱和了，新顾客还没有开发出来，再加上图书行业的恶性竞争，价格一跌再跌，利润已远不如从前了。在学车时，如果我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卖书。但是这样的时间毕竟是少之又少，我不去卖书，当然也就挣不到钱，我从家里来，就没带多少钱，我没有存款，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到这儿以后，给孩子交学费的两千三也是伊水代我交的，再加上我和孩子每天要吃饭，都要花钱，还要给教练送礼等等。还有，学车的钱也是伊水给交的。所有这些钱，都是借的，就是说，我还没等挣钱呢，先欠了一屁股外债。真要把我逼转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我的嗓子哑了。我使劲喊，声音也很小，和人说话，也要用尽力气说，别人才能听到。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老家的伊妹打来电话说，我的买断工龄的事办好了，单位里有好些人要办，但是名额有限，领导给我办了。这是他们对我的照顾，给了我一万六千八百块钱。单位的劳资员代表领导，让伊妹和我当谁也别说给我多少钱了，我问伊妹，为什么不让说？伊妹说，“我也不知道，劳资员就是不让说！还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两年之内不能跟人说。”
我在北京也碰到了个买断工龄的，他和我的工龄一样长，他说，国家给他发了四万多块钱。
我的姨夫在南方的某个林业局当副局长，他来北京玩时，我问了他，他说我也应该得四万多，“没给你那些钱，是当官的贪了，燕过拔毛，层层贪！”
姨夫对上层的内幕知道些，他也得到过很多的好处。他的几个儿女的楼房全有了，尽管有的还在上学。
一万多块钱，对我，已是很多了。
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了居委会，居委会的书记让伊妹传来话，说：“还是留着党员的关系吧，一年才交十几块钱。”
如果我不犯大的错误，不被判刑，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只要我每年肯拿出这十几块钱来，我的党员身份就是一种终身制，我和党的关系只剩下交党费这种形式。每年两份的个人总结，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