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都可以听得很清楚。这两种精神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文化的精髓。这是一个，所以黑格尔就不是简单的黑格尔，他是整个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基点。我觉得是这样。那么黑格尔把它表达出来了。实际上在其它人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康德身上，就是邓老师前两天的讲课当中，无论是《纯粹理性批判》还是《实践理性批判》还是在《判断力批判》当中也可看出。那么一方面是自由
，一方面是规律，这个自由和规律在康德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这样，你如果对西方哲学有比较深的了解，实际上你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所以这实际上是整个西方精神的一种体现。邓老师在对希腊思想的起源当中已经追溯出这种精神。这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到的。
再是，邓老师实际上在黑格尔的辩证中进一步归纳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会步入歧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读？实际上，这个不是个简单的现象，实际上这是整个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之间交流当中的一种误差，邓老师说得非常清楚。因为整个中国文化就是缺乏这两种精神，一种自由的精神和一种规范的精神，那么在解读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就肯定不着边际，自己将辩证法理解为两个外在的东西的对立面的矛盾来解读。黑格尔的自相矛盾就是自否定这个东西，我们不理解，这是我们缺少西方精神所必然产生的现象，邓老师在这方面是在国内讲得最为深刻的，这个不是简单现象，它是一个根源所在。
这是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当中，是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当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我觉得大家在理解它的意义时应当集中在这个地方。一般我们在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上差异的时候，我们在哪方面缺的时候就更要注重要做些什么。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呢？西方这种理性精神，这种逻各斯精神我觉得实际上正好是我们所缺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邓老师在这方面说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国内的话呢，至少在以前我是没有看到说得这么深的。而且他对于黑格尔的自由和理性的理解，实际上西方人也做了，但是没有象邓老师对中国人的理解那样，从中国人的理解出发，做两者的对比。
我觉得这是在整个讲座当中的我所学习到的，当然意见的话，我觉得我目前还是不能提出来。（笑声、掌声）
付子堂教授：：朱老师是邓老师培养的博士，我们赵老师是邓老师培养的博士后，欢迎博士后来探讨。
赵明教授：首先给自己摆个谱吧，非常荣幸能跟先生学习德国古典哲学，时间长达两年。（笑声）刚刚在那边答辩通过，陪先生到我们学校来讲学，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幸运。因为这意味着我还可以继续的聆听先生的哲学的言说。（笑声、掌声）因为他每年会到我们这里来一次，如果先生这次不答应我，我从去年说到现在，（笑声）他不到我们这来，我非常的痛苦，这是真的。武汉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值得我留念，我唯一留念的就是先生的讲台。（掌声）我本人过去一直是一个有几分冲动、不太怕事的人，尤其喜欢挑别人的毛病，挑刺（笑声），可是最近两年我似乎变得不太成熟了，（笑声）那意思就是说，我似乎变得更有理性一些了。（笑声）因为我更不善于去讨论或者遵循我们这些年来，我自己所亲身感受到的那些人际的交往的规则， 我更向往的是真理。（掌声）
我们从今天晚上先生的讲演当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先生讨论深邃的哲学问题，没有我们需要的那样的呐喊，激情澎湃，而是平淡、冷静、说理。而在这种平淡，冷静和说理的背后，却深藏着一种理性的力量，让我们思考，甚至让我们中断我们的思想，然后重新找回我们自己。所以，我今晚特别高兴的是，
先生的整个讲座过程当中，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掌声，就像欣赏一场高级的音乐一样，最后一个音符如果还没有演奏，我们就匆忙起立，欢呼雀跃，那你是个外行。（笑声）从老师的讲座和同学的听讲座的这样一个直观的现象看，我对我们的同学的成长非常高兴。（笑声掌声）
那么在聆听先生的演讲过程当中，我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哲学家？”按照黑格尔对中国思想传统的判解，他认为，中国大概是没有哲学家的。连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黑格尔看来他也没有哲学，尤其是没有思辩的哲学，他也顶多不过是个老练的、世俗的、喜欢给我们唠叨一些道德教训的人,他谈不上是个哲学家。可是我本人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它的背景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是要相信那些圣人，那些所谓的学问家，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这种理性精神，如何能够成长？如何能够培养？那也多半是在激动之后，在呐喊之后，在痛苦流涕之后，一切都茫然。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到我们今天所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道路，我们有多少的口号？我们有多少的激情？我们提起过多少宏大的计划？我们喊过多少个大口号，政治口号？直到今天。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冲击，一次一次运动当中，我们一次一次的失望，我们一次一次的痛苦，乃至到我们今天几乎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我的师爷杨景凡先生，在他去世之前四十天，跟我谈过四个小时的话。我说：“杨老，你是幸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有过信仰。”可是杨老回答我：“是啊，正因为如此，我也有过痛苦，而且是大痛苦。”我想这种痛苦，在我的师爷杨先生的身上，具备了黑格尔所讨论的那样一种逻各斯精神，和超越那样一种现实，而走向更高境界的生命冲动的努斯精神。我们今天需要哲学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说理，我们需要理性。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法科学生，担负着，或者说我们希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