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反复述说了自己对侯喜瑞先生的尊重与推崇，他对侯先生的许多长处念念不忘。

侯先生虚心好学，而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加以融化变通。同样的拉山膀，他拉得开阔舒展。别人捋髯上手到耳际，下手在腹部，他上手高出头，下手在胯架，这样个头虽矮，架子却高大雄伟。

大家都知道他曾向黄润甫先生学习，但不一定知道他向黄三先生学习时，黄润甫已进入晚年，牙都掉光了。那个年头不兴安假牙。黄三先生硬是凭气口、尺寸也唱出好来，沈福山曾建议侯先生在向黄三先生学习时，不要死学皮毛，而要学习黄三先生运用气口、尺寸、神情的要领。侯喜瑞按着这个路子，后来创造了“炸音”、“沙音”的唱法，所以用他那条嗓子，也唱得满堂喝彩！

侯先生一生对艺术严肃认真，不论唱主角，唱配角，唱开场戏，唱大轴戏。一律一丝不苟，从不偷工懈怠。他年轻时家庭负担重，常常一天赶三场戏。在这儿唱大轴，换个场子就可能唱配角。可是他唱“战宛城”的曹操花十分力气，唱《打渔杀家》的倪荣也决不只卖九分。所以侯喜瑞哪怕唱只有几句白的配角，观众也欢迎，也叫好。

侯先生青年成名，但这没有成为他的包袱，出名之后仍然积极进取，从不保守，二十年代双庆班从外地弄了个《七擒孟获》的本子，不光戏是新的，连扮相、行头也从没见过。一般的演员成名之后，不是自己最拿手的戏就不唱了。已经被观众承认了的身段、唱腔，轻易也不敢再改动，排演新戏，更是困难，可是侯先生却勇敢地把孟获这个角色担当了下来。经过精心设计创造，演出后观众连满几个月。孟获的唱腔在社会上流行很广（这个剧本的思想也可能不完善，可是作为演员，侯先生这作法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他与程砚秋先生合作排演新戏《风尘三侠》，他演虬髯公，也获得极大成功。

侯先生另一美德，是急公好益，在旧社会艺人生活很苦，地方上也灾荒遍地，常有募捐义演之类的活动，每到这时，人们都要为动员名角苦费周折，对侯喜瑞先生则不必担心。他向来不用人多讲，点名就到。要他演什么他演什么，要捐多少捐多少。解放初期，北京的京剧艺人要自己筹办个子弟戏校。当时公推沈玉斌先生主持其事，头一次开董事会，侯先生就说：“学校的教员有我一个，我不要工资，也不要车马费，完全是义务的。”散会后，他又将沈玉斌先生叫住，郑重地说：“我刚才不是随便说的。你记住。学校办起来教员有我一名，完全义务。”后来学校办成了，侯先生担任花脸教员。他住崇文门，学校在陶然亭附近，电车只能通到虎坊桥，下车要走好几里地土道，一下雨还要踩泥趟水。可是不论数九数伏，刮风下雨，他没有一天误过课。学校送车马费给他，他吵得脸红脖子粗，说什么也不肯收。

侯先生一生没摆过名角架子。作风谦虚诚朴，唯一的爱好是和劳动平民交朋友。所有小茶馆，小饭摊，药铺，车场他都有朋友，坐下就聊。听说有个小茶馆买卖不好，要关门，他慷慨援助，在那茶馆义务清唱三天，把个要黄的茶馆救过来了。他自奉俭约，衣着朴素，一九五六年京剧界著名演员们在新侨饭店开会，大伙都到齐了，忽听说门外来了个乡下老汉，正打听开会的地点。沈先生心想：八成是侯先生。连忙迎了出去，一看果然是他。侯先生仍穿着对襟小褂和千层底布鞋，留着帽缨子，连帽子也没戴。沈玉斌说：“到这儿来开会，您怎么还这个扮相啊？”侯喜瑞说：“老百姓嘛，不这个扮相什么扮相？我穿身干部服像样儿吗？”不论开会，上剧场，凡能步行处，他从不用车，公家派车接送他也多次拒绝。这样一个好演员，优秀艺术家，在旧社会受尽折磨，“***”又对他来了次残酷的摧残。十年动乱中，他被扫地出门，连老伴都含冤死去了。可他对党对国家的信任热爱始终如一，至死未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对于党和政府给他的爱护与支持，对打倒“***”后为他落实政策，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打倒“***”后，在一个追悼会上他碰上了沈玉斌，拉着沈玉斌的手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啊，咱们又熬到好日子了，我这把老骨头得多为国家出点力啊！上台不行了，我还能教，咱们一块好好教学生吧。”

侯先生是我弟弟的老师。我只看过侯先生有数的几次戏，但每次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本想写点东西作为纪念。听沈先生谈后，觉得沈老所谈远比我要写的更为亲切深刻。为此我将沈先生的话记录下来代替我要写的短文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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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鲍昌

鲍昌去了，我很哀痛。

我认识鲍昌很晚。虽然1957年报纸上曾宣布我和他同属一个“反党集团”，而且都是“要犯”，我和他初次见面却是20余年后大家都“改正”了的时候。真正认识他则是1985年初同时调到中国作协书记处以后。

这四年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融洽。

鲍昌有学问，当过大学的系主任。他研究历史，研究美学，研究文学，都有理论专著；鲍昌有才气，他写长篇、中篇，短篇，都有成绩。不幸的是他还有做组织行政工作的才能与经历，为此才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了常务书记。

作家协会的工作对于全国文学运动的发展与制约，对谋求作家福利，有作用也有限度。从一个组织来讲，工作做好是应该应份的，做不好受批评责难也理所当然。作为工作人员个人对这一切负有多少责任及持何种态度，则因人而异。鲍昌在这方面，称得上“忍辱负重”。常务书记的工作无所不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天天坐班。经济行政、理论创作、内事外联、会议诉讼，事务之繁杂，头绪之纷乱，决非外人所能想象。人无完人，谁也不是三头六臂，何况一个书生，差错是难免的。即使是别人出的差错，常务书记作检查也责无旁贷。人们都痛恨官僚主义，值得高兴的是责备文化团体的官僚主义比责备有权势的部门安全得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听到较多的批评甚至责难。张三得了奖，可以骂成走了作协后门，作协负责人可耻；李四没得奖，可以骂作协领导存有偏见，可恨；分房子、评职称、入会、出国，都有争议，都有矛盾，这一切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