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章(1 / 1)

散文杂拌 周远廉 2000 汉字|0 英文 字 1个月前

全归到常务书记身上,他们要去解释、检查、交代。不仅任劳,而且任怨,有时,也会有些出人预料的横祸。有次作协办的一本刊物上发了篇年轻人的作品,惹得一些人恼怒了,指名作协负责人前去“解释”,鲍昌他去了半日,回来时面无人色。我问他:“怎么样?”

他小声说:“重温了一下受围攻,挨斗的场面。”

他苦笑了一下,把桌上两份报纸推给了我说:“我们这么干,可你瞧人家还说什么?”

这两份报纸,一份是国内的,上边有人写文章说作协是个名利争夺场,一些人在这儿抢着做官,表示嗤之以鼻;另一份是国外的,又有人在那里说:“作协的领导人有的也曾是作家,所以迫害作家更有办法。”

我说:“怨谁呢?你当教授,当学者,当作家,那样也能混碗饭吃,何苦来干这个?”

“不就是还有点共产党员的党性嘛!不就是服从组织决定嘛!”说完叹口气。

话,说完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他仍然如常的处理工作。不仅如此,当我在一份向理事会作的书面发言中提出辞职时,他正色地劝阻我:“把这一段划下去,不然我不同意发。我们是党员,作协的工作总要有人作,我们问心无愧就完了,别的不管它。”

我真佩服他的忍劲儿。而且在这种境遇下他还能不断地发表作品,出版辞典,带研究生。我问他时间哪里来,他说他回家后放下筷子就拿起笔,从不舍得睡午觉,很少娱乐。他能倾听各种不同的文艺论调,很少与人争执,但是他自己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观,始终把社会效益看作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所以他的小说一向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读书很勤,新发表的重要作品,他极少漏掉,因而对文学动态总有清晰的了解。在讨论文学状况的会上,他的发言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从不信口开河。有几次与外国作家座谈,他发言后引起客人热烈鼓掌,并且向他表示感谢。除去王蒙之外,我觉得在作家中再找这么一个会做组织工作的人才不容易;在领导干部中找这么个有学问会写作的也不多;而既能做组织领导工作又同时有心境、有韧性去做学问和写作品的人更难,他去世后人们会更加感到这个人才的可贵。

鲍昌作人,有良好的道德情操。他是长子,多年来负着赡养老母幼弟的责任,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我也是长子,也当过“右派”,深知在那困难的岁月中这挑子有多重。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另一副担子也担了下来,他家有位老保姆,无依无靠,他请到家当长辈一样供养,病了殷勤伺候,平日问寒问暖,多少年如一日,从无倦色从不懈怠。

他是易于合作的伙伴,不盛气凌人,不装腔作势。他是我的领导,我们外联部门有急事分派他任务,他从未推脱过,常常碰到别人不愿接受的工作,我就扔给他,他一定认真作好。而在私利上,他却自律很严,没见他伸手要过什么、条件、什么待遇。说话办事总给对方、下属留有回旋余地。鲍昌自青年时代追求革命,抛开都市生活投奔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作出了成绩。解放后当了二十几年右派分子,含冤蒙垢,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对革命的热情从未稍减。当“右派”时认认真真地劳动,复出之后热情写作,努力工作。为人处世有原则,有理想,有分寸,有节制。一辈子如此作人,我认为可以问心无愧了。

鲍昌当然不是完人,他也有中年知识分子常有的弱点与短处。我们受过类似的政治伦理熏陶,经历过相同的苦难,相比之下,某些消极因素留在我骨子里的痕迹更深,所以我就容易更多地看到他的苦衷、委屈与善意,也容易体谅他的处境与谅解他的不完善处,因而他的去世,我感到哀痛。

永别了,鲍昌,你这一辈子不容易!

1989年2月21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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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赵伯溪兄

我这马虎毛病改不了,把你的地址又丢在飞机上了,这封信只好

“假公济私”拿到报纸上来。多谢你和大嫂,使我在美国这块陌生的地方

“有家可归”。我在美国怎么也过不自在,只是到了你那儿才舒一口气。

我无拘无束地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唱中国戏,谈些连在中国也找不到几个知音的陈谷子烂芝麻。

嫂嫂仍然拿我当小孩,换着样给我弄饭,开车好远去给我买烟,弄得连我自己都忘了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最高兴的是,在你那儿我见到张文娟女士、李金堂先生和一见如故的摄影师老弟,没想到你家成了道地中国味的票房啦。

金堂先生那天感冒,还专为我唱了大段的《鱼肠剑》,字正腔圆,师承正宗,真叫一曲难忘。

本来我正在楼上摆弄录像机,忽听楼下传来一声:“老丈不必胆怕心惊!”叫我一愣:美国还有这么地道余派?

!下来一看,他们几位正唱得热闹,嫂子介绍说这是李金堂。金又一愣,沈玉斌先生在世时谈起他的在台湾的老学生,我有印象,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回来后我跟李玉茹大姐说起来,她高兴得直拍巴掌。那天李先生唱完,我们就聊了起来,说起我们共同的熟人——李玉茹、冯玉增、沈玉斌……李先生很动感情。

我们说话又被那位打鼓佬听见了,他跟我打听北京几个地方的变化,自新路、陶然亭、窑台、万寿西宫、第一监狱……原来数十年前他住牛街南口,敢情跟我算邻居。

你瞧,世界就这大点儿,撞来撞去全是熟人:文娟女士曾在北京市青年京剧团呆过,我们还是一个系统的同事,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在西方不少国家的华人社区我都遇见过这样的小沙龙。我到过巴黎的票房,在伦敦容庚先生家中和朋友们一起品赏过国画。

我感觉参与这类活动的华人同胞并不仅出于文化爱好,而是在这种活动中肯定自己民族的价值,宣泄交流怀乡爱国的感情。

我不知这看法是否武断,至少我用它解释你的行为很合适。你早已是有成就的美国公民了。

事业成功,家族兴旺,论财产,论地位,都够份了,孩子们都劝你该享享清福啦。

可你三番五次奔走于大洋两侧,投资吧,合营吧,引进吧,开发吧,忙得不可开交。

费了多少话,搭了多少钱,甚至于憋了多少气却乐此不倦,百折不挠,图什么,不就是对故土的一点感情吗?

同时你又成了在美国的中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