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恶人，几乎什么都不怕，但还是怕公正舆论。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糟塌过的姑娘硬嫁给被害青年？就是因为怕公正舆论；他为什么杀害俞家全家时要找一个荒僻之处？仍然是怕公正舆论。不巧，他生活在一个已经产生了能把公正舆论集中、凝炼、典型地表现出来的艺术样式——戏剧的时代。如果没有戏剧的形成和繁荣，不难设想，祖杰是较难受到应有的惩处的。歌行、诗吟、文章篇什且不必说，即便是以讲唱艺术来揭露祖杰吧，其动员观众舆论的直接性和强烈度，显然也不能与戏剧相比。因此，这出不知名的南戏，在戏剧史家的心目中就有了特殊的地位。它是那样雄辩地证明了戏剧的巨大社会作用，在戏剧总体还成熟不久的时候。
是的，这或许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特殊例证，不足以概括戏剧整体；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中国戏剧的骄傲。相信今后的戏剧文化史家们，仍然会在这出不知剧名和剧情的早期南戏前驻足良久的。
早期南戏的剧目还有不少，且不一一列举了。即从以上例证，人们已有信心宣称：当时的中华民族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戏剧形态。
正在南戏流行的时候，北杂剧也形成并走向了成熟。北杂剧的形成比南戏晚一些，但一旦形成，它的光亮和声响却都比南戏大。及至元统一中国，北杂剧与南戏短兵相接，北杂剧明显地占了上风。徐渭说：
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
南戏，遇到了自己强劲的对手。
我们的目光，又需要暂时回到北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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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艺术家大聚合
宋杂剧的发展情况，它对讲唱艺术的吸取，我们在谈到南戏之前已经介绍过。在宋廷南渡、金朝定都燕山（北京）以后，留在北方的一些杂剧艺人还在自己聚居的行院里从事着艺术活动，他们所用的宋杂剧脚本，一般称为院本。院本都没有能够留下来，但据某些记载判断，它比早先的宋杂剧又进了一步，其中有的剧目的故事性、连贯性有所增长，正杂剧中的滑稽表演的成分也有所增加，而有些段落的演唱基本上是代言体的了。金院本，是宋杂剧的直接嗣承，也是宋杂剧向元杂剧发展的一个过渡形式。可惜的是，由于缺少实证性的材料，我们对这一过渡的了解，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
按照以往的历史，这个过渡，也许会缓慢一些。历史上出现过多少面临飞跃的界线而长期徘徊的憾事，中国戏剧多少次走到过令人激奋的路口上！
按照风土人情，这个过渡的成果，也许不能与南戏相匹敌，至多与南戏相伯仲。北方，要培育一种传播广远的民间艺术，确实有不少不及南方的处所……
然而，这个过渡竟然迅速地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那么漂亮，那么光彩夺目。迅速到我们几乎难于详察过程，光彩到我们几乎不愿再回顾它完成前的形态。
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完成这个过渡的先决条件，在于戏剧艺术家的大聚合
。首先是各路演员由流离到聚合，而演员们的聚而谋生，又以观众的聚合为条件；其次是剧作家与演员的聚合，这个聚合比前一个聚合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个聚合，使中国戏剧艺术成为一种完全自觉的艺术。
先谈第一种聚合。
宋元之际的长期征战，使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大幅度的破坏。但是，作为战胜者的女真、蒙古贵族是喜好歌舞伎乐的。他们可以毁地千里、杀人无算，却不愿丢弃声色伎乐。即使在激烈交战的当口上，他们也不忘记向宋廷索取杂剧艺人、讲唱艺人、百戏艺人。这样，在他们的军事、经济后方，如山西、河北的某些地区的北方式都市，便集中了大量艺人，并一直保持着浓郁的伎艺演出气氛。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忽必烈修复大都（北京），使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华中心，山西、河北等地的艺人便向这里集中，伎艺演出有了更坚实的立足之地。由于这是在一度失去平衡之后才取得的繁荣，是长期流徙之后才获得的集中，因而这种繁荣和集中都显得颇为畸形。杂剧，便置身在这个好象布满了激素的社会氛围之中。
新朝廷的得意者，旧时代的落魄人，以不同的生活意向沉湎在享乐之中。宋代的思想文化网络，对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约束了，历史的喧闹声，社会的离乱相，充斥耳畔目下，那些静穆、深蕴的美学形态，已显得那样不合时宜，那样苍白无力，人们要求着对面直观，美视美听，强烈刺激，全能享受。这种审美要求，对戏剧艺术的成熟无疑是有利的。
这种艺人与艺人、艺人与观众的聚合，是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大环境中实现的，伴随着许多强蛮的手段。请看，金人向宋廷下令：把多少演员、艺术家收罗齐，“令开封府押赴
军前”。这是一种多么横暴的聚合啊。贵族们急于享乐，当然不在乎艺术的尊严和前途；但是，当这些演员在军中强颜欢笑一番之后，被送到了后方，后方，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有着大量同行、不同行的艺人，有着比较浓厚的艺术享受兴味，那么，他们就可以有所创造了。艺术家的手脚是很难捆住的。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也许是用绳索把这些艺术家捆押来的，但当他们自己不得不忙于南下征战的时候，这些艺术家就舒开自己的心身投入美的事业了。艺术家的聚合能够造成观众的聚合，而艺术家和观众的聚合，将会焕发出多大的创造力，将会对其他艺术家和观众产生多大的吸附力！
再谈第二种聚合。
蒙古统治者铁蹄所及，中原文明遭到严重践踏。这种践踏，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其中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被轻贱，被蔑视，被遗弃。蒙古贵族所实行的是一种界线森严的等级统治，民族分四等，汉人、南人被压在低层；职业分十级，文士儒生竟屈居第九级，位于娼妓工匠之后，仅先于乞丐一步。与此相应，科举制度也被中止了七、八十年，统治者当时根本不想从汉族文人中选拔人才。这样一来，元代的文人，基本上处于贬之唯恐不低，条条道路堵塞的困厄境遇之中。真的无路可走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