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口和依据。据赵执信说，当时洪升是折服于他的意见的，这件论诗佳话当时也盛传文坛，后来洪升死后，在传闻上发生过一些重大出入，如此等等。赵执信有关洪升死后发生的事端，说得不够顺畅，可疑之处颇多，章培恒教授已在《洪升年谱》中指出。但是，洪、王、赵当时三人的对话，所留疑点并不明显，不乏值得我们体味之处。
他们的对话，很容易使人想起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一书中关于诗歌与雕塑、绘画的区别的论述。中国一般文人论及上述对话时，大多是褒王、赵而贬洪升，以为王、赵所论，才合神韵要旨。其实，洪升哪里不知道写诗要讲神韵，不可平铺直叙？他与王士祯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他除诗人外还是一个天才的剧作家。戏剧把主观性的内在诗情与客观性的外象直观合于一体，也就是说，既需“诗情”又需“画意”，既要有神龙般的神韵，又需要具备王士祯、赵执信所蔑视的雕塑、绘画者的某些直观技能。创作也需要含蓄，但又百倍地讲究直观的完整性；中国戏曲也需要有流逸无定的神韵，但又不能流逸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地步。因此，他们对话间的分歧，其实是侧重于两种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家的分歧。
诗歌美和戏剧美的区别是那样的明显，因此，它们也就各自占据着自己时代性的优势。在清代，不管洪升当时在谈话间是不是真的“服”了王、赵，时代性的艺术优势已在戏曲、小说一边；而唐代，时代性的艺术优势则在诗歌一边。戏剧的雏形在唐代已有不少，但戏剧的时代尚未到来，因此戏剧美的发展还不可能臻于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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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结
由汉至唐，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但始终未能迎来戏剧的大收获季节。
产生了司马迁、陶渊明、嵇康、曹操、曹植、顾恺之、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雷海青、李龟年、公孙大娘、吴道子、阎立本、韩干、周昉的时代而没能产生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洪升、孔尚任，并非历史的遗憾，而是历史的必然。
焦循所谓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信然。秦汉的封建大一统，呼唤来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在百戏杂陈的热闹氛围中，戏剧美获得了由多方面融汇而日趋强健的机遇，以《东海黄公》为代表的角抵戏，上升为具备假定性情节的拟态表演，人们也从对原先巫觋表演的盲目迷信状态上升为自觉的观赏状态。
以此为基点，出现了由演员扮作人间角色、以歌舞演简单情节的小戏。
《踏摇娘》和《兰陵王》是歌舞小戏的出色剧目。它们以不同的美丑组合，展示了中国戏剧在雏形阶段的特殊美学色彩：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风格化、象征化、寓言化特征，以及在体现这些特征过程中与观众紧密呼应的审美格局和感情满足型的审美结构。
与歌舞小戏同时兴盛的是以参军戏为代表的滑稽表演。参军戏的滑稽表演丰富了中国戏剧科白部分的表现力，又伸发了戏剧美之中的滑稽成分和讽刺机能，从而强化了戏剧的社会力量。
歌舞小戏和滑稽表演，至唐代而达到大盛。无论是《东海黄公》，还是《踏摇娘》、《兰陵王》，以及各色参军戏，都还不是成熟的戏剧形态。
“万紫千红始是春”，戏剧的黄金时代还处于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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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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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民口味
事情还要回到唐代，回到永久熏燎着中国古代史的安史之乱的烽火前后。安史之乱，激发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歌的产生，但它对文艺的触动远非仅仅如此。一场空前的离乱给唐帝国带来的深重经济危机，使得统治者不得不求援于粮盐转运，不得不给商人让出了活动的地盘。商人的人数渐渐增多，他们的财富也渐渐积聚，其中有的人已能以自己雄厚的财力傲视官府。这就明显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城市拓大，商市扩充，市民云集。市民的娱乐方式，既不同于宫廷贵族，也不同于乡间农民，根据他们的自然需要，以寺庙为基地的大型游艺场所便应运而生。例如首都长安的大戏场，就与几座大寺庙的名字连在一起。“长安戏场都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于是，庄严的佛像俯视着滑稽歌舞，缭绕香烟伴和着管弦丝竹，昔日静穆的所在，经常是一片欢歌笑语。市民的审美口味，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商人和市民选择着自己的审美享受。他们既然有钱，就不惜出价来购买艺术享受的权利；王朝的衰敝和离乱又使许多宫廷艺术家外出谋生，成了迎合市民口味的艺人。这样，市民发生了变化，艺人发生了变化，艺术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艺人周季南、周季崇、刘采春，就与皇家宜春院里的艺人有很大的不同。刘采春是周季崇的妻子，周季南、周季崇是兄弟，他们这个家庭戏班活跃在安史之乱之后，从经营方式到服务对象，都带有明显的商业倾向和市民性质。刘采春所擅唱的《望夫歌》中有这样的歌辞：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舡。
这样的《望夫歌》，刘采春能唱的有一百余首，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这种涟泣之情，是典型的“商人妇”的情感，这种演唱，是典型的市民社会的艺术形态。与宫廷表演相比，刘采春们的观众是闺妇行人，活动场所是街衢港口。总之，宜春院的艺人们面对着一个君王、一群百官，而他们则面对着一个低下、广阔、野俗、生动的天地。
由于商市的扩大和繁荣，流浪戏班也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集中在这些商贾云集、财源滚滚的所在。为什么不干脆在商市中安顿一个地方，使演员和观众都便于汇集呢？这种很自然的想法，使一种固定的游艺场所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商市中。这便是在宋代很著名的“瓦舍”。
宋代，商品经济更加发达，商市的规模远远地超过了唐代，市民阶层的种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也更加明豁，这正是瓦舍出现的背景和依据。
瓦舍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社会、民俗现象。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民俗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