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人的面容来体现超人的历史力量的。因为要承担那么巨大而可怖的客观历史力量，人的面容只能大幅度的变形，使之狞厉化；与之相应，客观历史力量在面具中也只能通过人化的面容来体现，因而也只能求诸有限度的线条和色彩，使抽象的历史力量成为一种感性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面具，应该是超人的历史力量与人化的面容在不同程度上相统一的感性形式。
青铜艺术上积淀历史力量的图形，往往是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怪物，而我们所说的供演出用的面具，则主要由人的面容来体现历史力量，这分明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只有当人已在更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崇拜，比较清醒地来考察自身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普遍地用自己的面容来体现历史力量。出现《兰陵王》的南北朝、隋、唐年间，应该是这样的历史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一条血与火的道路走向鼎盛。到得隋唐时期，威猛勇武的人生风格有着令人景仰的社会地位，而且确实也体现了这个刀兵不绝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力量。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毕竟已发展得相当久远，柔弱秀婉之美也已有了充分的呈示，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体认。于是，壮美
和秀美
产生了越来越频繁的比照。《兰陵王》就是对这两种都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美，进行了浓缩性的比照和选择。
本来，在美的天地中，壮美和秀美可以各擅其长；但是《兰陵王》为了烘托出壮美，故意让秀美来做反衬。木刻面具所体现出来的狞厉的壮美，由于有高长恭秀美的天然容貌在其背后而越发显现出它的价值。秀美的容貌可以在其他许多地方发挥它的美学效能，但在风烟滚滚的战场，它不仅无效，反而有害。《兰陵王》提供了一个使秀美黯然失色，使壮美大显光彩的场合，而这种场合在隋唐年间正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兰陵王》对美学品类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小而言之
，有规定情境
，大而言之
，有历史背景
。
这样说，是不是《兰陵王》的创作者和欣赏者们就无视秀美的意义了呢？不。他们把高长恭主动遮掩秀美容貌之举，看作一种必要的牺牲，看作一种崇高的义务，由此可见他们还是很珍视秀美的。只不过社会的需要，时代的使命，使他们懂得不应沉耽于秀美罢了。反过来，如果有一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本身容貌丑陋，为了某种目的而戴上了俊美的面目，那就只能取得与崇高正恰相反的滑稽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兰陵王》对丑陋面具的礼赞，实际也就是对一种历史气氛、社会需要、时代使命的礼赞。不知道《兰陵王》在演出过程中有没有演员暂时摘下面具以示对照的内容？即使没有，观赏者也都明白，狞厉的后面有一种秀美存在，有一种为了崇高的社会义务不得不遮掩起来的秀美存在。这种潜伏的理解，在观众审美的实际过程中起着对比和强化的作用，是《兰陵王》这个歌舞小戏的重要审美特征。
总之，《兰陵王》虽然简单，却十分强烈地展现了一种封建武士的勇猛精神，传达了马蹄如流星、厮杀如雷鸣的历史气氛。十分凝炼地显示了在这种精神和气氛之中应有的美学形态。后世中国戏曲的种种面具，大多也以这种美学形态为根源。
待到唐代一统，武功平缓，社会需求和历史气氛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美学追求也就不一样了。戏曲史家们发现，自进入唐代盛世之后，歌舞演出的粗犷风格又逐渐递嬗为柔美细腻的风格，《兰陵王》也出现了另一种演法，甚至成了一种可与轻盈柔美的《绿腰》舞相并列的“软舞”。显然，这又是社会和时代的规定性在起作用了。当然，那种铿锵雄健的《兰陵王》仍然在人们心头留了下来。
从以上对《兰陵王》的面具的分析，我们可以留下这样一些印象：
第一，中国戏剧早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就已开始对美学风格有明确的选择和裁定。或秀美，或壮美，或细腻，或粗犷，或怨婉，或豪放，或娇弱，或雄健，各有所归。中国戏剧美与中国的其他许多传统美学形态一样，是充分“风格化”的。汉唐年间许多戏剧雏形，尽管情节简单，却总以明豁、强烈的美学风格名之于世，传之于史。对于这些演出，不问其演出时所洋溢的风格，而只是在具体情节间求索，实在无异于买椟还珠，取舍失当。当中国戏剧的发展还未达到成熟的时候，中国古代艺术风格学却已建设得颇具规模。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诗品》，都先后对艺术风格问题作出过一系列精当的论述。这并不是纯粹的理性思辨的成果，而是古代艺术家丰富实践和热切追求的总结。这种艺术归向，不能不给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戏剧形态以重大的影响。司空图说：“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看诗先看“诗味”，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审美习惯，同样，人们在刚刚享受戏剧美的时候，就急于要求索“戏味”了。刘勰和司空图对于艺术风格的分类主要是指诗文，却对整个艺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后来，明代的《太和正音谱》曾以一组比喻说明元代剧作家们的风格特征，例如，说关汉卿“如琼筵醉客”，王实甫“如花间美人”，马致远“如朝阳鸣凤”，等等；王世贞概括南北曲的风格特征时则说，“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此言王骥德《曲律》中有引；孟称舜则把元杂剧分作“宛转绵丽”和“慷慨豪放”两大类。外国戏剧家当然也追求风格，但一般说来，总不及中国古代戏剧家追求得那样执着、那样自觉。类型化的风格，对中国古代戏剧家来说，几乎成了艺术生命的一种皈依，一种最高标尺。由这种风尚再来回溯《兰陵王》，我们就不难发现，它虽然是那样简单，但就其所体现的蛮赫、雄健的风格而论，却是那样明豁而浓郁。看这样的演出，对情节和人物的感受可以是粗浅淡薄的，但却不能不领略到一种扑面而来的色调
、气氛
。这是中国戏剧对风格化追求的一个早期例证。
第二，中国戏剧的风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