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实在不算什么！
离开佛学院的时候，许多同学都争着去有名的大寺作当家、住持，我却一个人跑到农村去弘扬佛法，一面在田庄耕作，一面在小学教书。因为我觉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线，佛教的僧才种子应该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处，“同归于尽”。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学智勇法师谈及未来，彼此都有着“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随即商议：他留守神州护教，而我则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大家分头共为佛教的慧命长存而奋斗。
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先去栖霞山，向家师志开上人请示去留。他一听到我有志到台湾弘法，立即欢喜答应。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师父亲自办了一桌上堂斋为我饯行，师徒二人对着丰盛的菜肴，却无心举著，彼此相望默然，热泪盈眶。我想起历史上的道安大师，在东晋末年战乱连连时，不也安排徒众分散到各地续佛慧命吗？他们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大无畏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发誓：伟大的师父啊！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听说上海有一班船要开往台湾，为了使法脉在危急存亡之际能够分灯无尽，我连夜坐火车赶往常州佛学院，在黑暗中摇醒与我识与不识的同学，邀集有志的同参共赴宝岛，开创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湾以后，我们食宿无着，投靠无门，大家相约各奔前程，以免“同归于尽”。
当时的同参道友们大都热衷于经忏佛事，讲经说法却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更遑论著书立说的佛教文化事业了。于是，我虽学养不够，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怀！我撰文投稿，编印刊物，甚至倒贴车费邮资，义务奉献。虽然一贫如洗，三餐不继，我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乐，我以为文化教育也好，诵经说法也好，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挤在同一条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发展呢？
来台的最初几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缘，例如妙果长老请我住持苗栗法云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会馆，无上法师请我负责灵隐寺，吴随居士要将一善堂送我管理，高雄县请我为其管理仁爱之家，高雄市长陈武璋先生欲将寿山公园交给我负责。对于这些好因好缘，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没有徒众，又没有同参，即使有了道场，也无法发挥。为了不辜负别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虽然如此，为了使其他同道能发展长才，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机会长养慧命，我向台湾林务局争取阿里山的慈云寺，交给伦参法师；我介绍真华法师到罗东念佛会；我推荐成一法师到头城念佛会；我引介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当我筹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后，极力邀请月基长老担任住持……看到这些地方的佛教陆续发展起来，我感到满心欢喜。“不要同归于尽”的性格开拓了我的人生观，使我随时随地都能以众生的需要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兰阳地处偏僻，没有出家人驻锡弘法，心生慈愍，便立即束装前往弘法。在宜兰，我胼手胝足，以悲心愿力为犁，以忍耐精进为锄，将一片缺少法雨润泽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净土。但是，保守的当地人仍存有狭隘的地域心态，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丽庄严，他们以我不是本省人为由，不愿让我担任雷音寺的住持，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当初我是本着“不要同归于尽”的想法，才来到这里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兰数十年，除了讲经弘法以外，从来没有计较过名位，后来甚至推荐宜兰人的心平、慧龙担任住持，雷音寺终于成为佛光山的分院。当初假如我计较于名位，何有后来“皆大欢喜”的盛事？
到了雷音寺之后，我以讲经弘法为主，经常到监狱、军营、工厂、电台、学校、山区等地布教。我创办幼稚园，设立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妇女会、弘法团、歌咏队，我要把佛法种子播撒到社会每一个阶层之中。
佛光山开山时期，在经济与人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我毅然将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国外深造，许多信徒认为到日本留学，会一去不还，岂不流失人才？甚至将来他们回来，我又怎么领导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呢？我自忖纵然结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废食，我还是一心一意只为培养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他们陆续学成归来后，无论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业，或者在大学教书授课，都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承袭了“不要同归于尽”的观念，提携后进，不遗余力。
近十年来，佛光山学佛的人与日俱增，除了随顺弟子们的个性，分派他们担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单位多方延聘专家人才，授以专业训练。我自从佛光山退位以来，对于徒众学习的事更为热心，除了为海内外弘法以及国际佛光会的事务而到处云游行脚以外，我总是在忙碌的行程中，尽量拨出时间，为徒众上课，与会员们座谈，听听他们的心声，将自己平生的经验倾囊相授。凡此无非希望弟子们以及会员们都能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人才辈出。
就在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理念下，佛光山的徒众自然而然也养成了分工合作的性格，遇有大型活动，一经会议决定，便分头进行。逢有出外参访的机会，也不会一窝蜂地争先恐后，而能彼此谦让。全佛光山千余位僧众弟子，在去年年底以前，全部都已轮流到过国外参访。
看到徒众都能在“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中互相成就，无我奉献，心中真是备感欣慰。想起过去，我以著作出版弘扬佛教，有人便讥讽我：“他只会摇笔杆，不会做事！”等到我努力奉献，从事苦役时，又有人嘲笑我：“他只不过块头大，有力气而已，不会说法，怎能称为法师呢？”后来，我到各处讲经，又听到别人指责：“现在是国际化的时代了，他只会用中文开示，不懂得ABC，有什么用呢？”我问对方会什么，他也什么都不会，只不过希望我和他一样一事无成，同归于尽罢了。
其实，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是心里面不能没有大众。驽钝如我，不也凭着一股“不要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