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评说

1.数学和自然科学之所以需要进行演绎，并不是单纯为了这些科学本身，因为这两门科学本身的妥善性和确定性是人所共知的。数学，以它自己的自明性，便确保它自己是一门人所公认的科学。自然科学，虽然没有数学那样的自明性，在这一点上不能和数学相比，然而，自然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且是经过经验的普遍检验的，因此，也同样取得人们共同的信任，承认自然科学也是一门有可靠基础的科学。可见，就这些科学本身而言，并不需要对它们进行演绎，而之所以又对它们进行演绎，实际是由于别的目的，这就是通过对两门科学的演绎，进而为形而上学的建立提供范例，以便以此来检验形而上学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所以，谈科学知识——数学和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论证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

2.科学知识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它们的命题都是建立在先天综合判断的基础上的。就是说，它们都必须有感性的直观提供的材料和知性的先天形式。因此，形而上学要成为科学，也同样要求这个条件。然而，实际上形而上学的概念——理念是和感性直观没有关系的，这就注定了形而上学知识不可能是科学的。旧形而上学必然要遭到否定，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3.形而上学不同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奇特现象：数学、自然科学都只有一种，而且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是科学。形而上学则不然，从古到今，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自己所建立的形而上学，而且都说自己的形而上学是科学，而把别人的指责为伪科学，于是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是因为形而上学所使用的概念（理念）与感性无关，因此不能用经验来检验这些理念以及由这些理念而产生的各种判断的真伪，这样，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有一门大家一致公认的形而上学。这就是为什么形而上学必须进行演绎的原因。

4.康德说：“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这里说的“一般形而上学”，就是指已经有的、旧形而上学，而不是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就是说，在康德看来，已经存在有形而上学，这是事实，人们也都是这样认为。但是，这些形而上学的可能条件并不是建立在先天综合命题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相互矛盾的辩证推论之上的。因此，它们虽然可以说是实际存在的，然而，却并不是作为一种科学而存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康德说“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实际上就是说“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不可能的”。这就是，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它的可能，仅仅是建立在一种谬误的辩证推理上。由此，也就看出了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的否定。

附录一：柏拉图的理念论

需要补充康德纯粹批判哲学（２）Ｐ５６－Ｐ５８

附录二：“理性”的中西方理解

（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P184—P186）：“理念”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通常是把它等同于天理、天道，比如宋明理学讲的“理”。我认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把西方的理性解释为中国的“理”。它们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讲一种必然规律。不相同的地方在于，西方的理性具有超越性，就是超越一切感性的东西而上升到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这种超越性是间接的，也就是说理性要超越感性必须要借助一种工具作为跳板。现在有些人理解的理性主义就是逻辑主义、工具主义、符号主义，要借助一种符号作为跳板来获得某种普遍原则，这有一定的道理。中国的“理”当然也有超越性，中国的这种“理”的超越性不是借助于某个中介，它是直接体验的，所以“理”在中国哲学里的含义不是通过语言、逻辑什么东西来把握住对象，而是直接体验到的，就像程颢曾经说的“吾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就是说学问是别人传授的，理却要靠自己直接的体悟。老子讲闭目塞听，老子并不讲逻辑，所以说老子是理性主义者是不对的。老子是直觉主义者，他就是通过直觉，在“玄而又玄”之中把握宇宙的本体。所以中国的“理”跟西方的理性是很不相同的。

“理性”这个词是从日本音译过来的，中国古代没有这个用法，中国古代只有“性理”，如朱熹的《性理大全》。“理性”这个词是个外来词，但是既然里边有个“理”，就说明里面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就是钢材讲的它是一种规律。这种规律中国人是通过体验、知觉来把握，西方人则是通过一个间接的东西，比如一种工具去把握。所以这涉及第二个方面，西方的理性跟语言有很深的渊源。

理性在古希腊就是“逻格斯”，意思就是语言，就是说话、话语。亚里士多德讲“人是理性的动物”，也可以翻译为“人是说话的动物”。而中国的理性是不重视语言的，说话说多了就是可疑的，孔夫子早就讲过“听其言，观其行”，凡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他说话不是伶牙俐齿，伶牙俐齿的人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言而不由衷。中国的言义之辨，都把说话、言语这些东西看成是非常可疑的。中国人最相信的就是对自己内心的直接体会，“诚者天之道也，城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自己诚心诚意地去体会天道，这样就能够把握“理”。但西方人的理性要通过逻辑，特别是通过语言来把握。比如说古希腊的理性怎么来的，古希腊就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把握理性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语言的结构的分析，把所有的语言都归结为“Ａ是Ｂ”这样一种语法模式，就是所谓陈述。所以这个“是（being）”在西方语言里具有核心作用，它在本体论上就成了哲学中所谓的“本体”。我们今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学术界还在争论，“存在”这个词究竟翻译成“是”，还是翻译成“有”，还是翻译成“存在”，议论纷纷。其实这恰好说明西方的语言跟形而上学也就是跟哲学密不可分。我们中国人不懂，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语言看得那么重。老子一开始就讲“道可道，非常道”，“道”你是不用说的，你只能体会。老子一开始就把语言排除掉了。

所以理性本身的含义，讲起来其渊源就很多了。简单地说，一个是它的语言上的规范性，一个是它借助于这种规范性的超越，即超感性。超越感性就达到理性境界了。从其特点来说，理性基本上是一种间接性的思维，中国传统体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直接性的思维，所谓间接性思维，就是要借助一个中介来把握另外一个东西。首先是借助语言，然后借助逻辑，借助逻辑对那个东西进行加工、处理。这种处理就是反思。反思就是借助中介的思，自己设立一个中介，然后从上面反过来思自己，然后才能使自己的真相显现出来。这种反思是理性的本质结构。所以西方的理性主义强调这个中介，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科学主义，甚至工具主义。而中国传统的这种神秘主义，这种直接体验的东西好像反而还有它的优势，这也是当今哲学界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非理性主义有没有它的价值。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但整个来说，西方大体的倾向是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哪怕在基督教的时期也是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逻辑、科学思维、逻辑实证、语言分析、哲学等，在西方是比较有强大的传统作用的。所以要讨论理性问题的话，首先要把它跟中国的“理”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理”是非反思的，是直接体验的，是不要中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