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农民。

我觉得我以前在农村虽然也和农民打交道，但以“知青”的身份，始终与农民隔着一层，其实还是在学生群体中生活。

当时我大妹已下放到老家耒阳县，希望我也能转到那里好互相有个照顾。

于是我就在1970年初转回了老家。

老家有大伯、二伯、三位堂兄和一大群亲戚，附近几个村子也都是远亲，我这次是以“某某的崽”的身份在他们中间生活，知根知底，感觉自然大不一样。

对我父亲的“右派”问题，乡亲们只认为是受到了官场的排挤，时运不济，就像历代被罢官和遭贬的士子一样。

这种朴素的看法反倒切合事情的真相。

我那时一边在队上卖力地出工，一边按照自己制定的“五年计划”按部就班地读书，主要是哲学书，也包括当时能够借到手的不少文学作品。

那几年，我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单行本，还读了我父亲藏书中的一本贺麟先生译的黑格尔《小逻辑》，一本王造时先生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做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

我还经常与我们家唯一没下农村的二妹通信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有时一封信能写上十几页。

后来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如果她当时钻到哲学中拔不出来的话，也许她就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了。

现在她是很有名气的作家残雪，有大量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日、意、瑞典等好几种外文。

不过那一段哲学训练对她的文学写作无疑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她的小说里哲学味很浓。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与我大妹的一位同班同学谈起了“恋爱”，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精神性的恋爱，主要是通过通信。

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及处境，她的工人阶级的父母坚决反对这件事。

我后来主动提出了分手，倒不是因为她父母反对，而是因为她自己在父母面前太逆来顺受。

我无法忍受她的无主见和软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

在耒阳的三年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原生态，包括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和那些亲戚的孩子们成了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名叫春元的二十岁的青年与我最谈得来。

他的哥哥是大队的民办教师，在村子里就是知识分子了，他自己也经常看《参考消息》，喜欢谈论国家大事。

但后来他得了重病，半身瘫痪，他父亲请我帮忙把他背到长沙湖南医学院看病。

记得那一天我从医院拿到诊断书，看到确诊为癌症时，内心十分震惊，马上想到该如何告诉他父亲，不要让春元知道真相。

回到旅社，我把他父亲叫到门口，悄悄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正在叮嘱他不要告诉春元，没想到他一听到“癌症”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返身冲进屋里，一把揪住春元的前襟拼命地摇晃，一边恶狠狠地喊道：“你这个孽种啊！我前世欠了你的啊！你为嘛事要得这个病啊！你得的是癌症，你晓不晓得！你长这么大，你晓不晓得我费了几多担谷啊！几多的钱啊！……”春元脸色惨白，呆呆地像一段木头一样任他摇晃。

我连忙插进去把他们拉开了。

我觉得这位平时看来慈眉善目、只是有一点小气的老头，在那一刻显得异常地凶恶可怕。

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在郴州停了两天，春元父亲去找他的一个懂点中医的老庚，想通过吃中药把春元的病治好。

那一天，他提着老庚从山上挖来的两大捆湿漉漉带泥的树根回来，往旅馆的铺着白被单的床上重重地一放，说声“走！”我连忙把树根提起来放到地上，说不要把床单弄脏了。

他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在这里住了。”大有“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之慨。

此时已有七年“农龄”的我，对“贫下中农”这个概念早已没有了神圣的光环，但还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

这促使我对中国农民的内心作近距离的思考，也成了我以后力图深化由鲁迅开始的“国民性批判”的最生动的素材。

春元回去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1973年我和大妹又转点到了浏阳县大围山下的一个偏僻村子，为的是更广泛地接触中国的农村社会。

我深信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那时我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深深地为马克思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那种方法和步骤所震撼。

我由此生出一种冲动，想试一试我自己能不能也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结构。

当然这种结构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但深入一个结构去分析其矛盾的方法是一样的。

为此我还读了一些中国哲学和历史的书，对老庄哲学有自己的体会。

那一年，我帮我哥哥一家也从千山红农场转到了浏阳，插队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冲里，这里的劳动强度比千山红小多了，农闲时间竟占全年的一半以上。

他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废弃了的纸坊里，门前有一条长年不断的溪水，出门过桥就是进山的小路，门口还有一个原是用来沤纸的两三米见方的小水池。

他把山泉引到池里，在里面养了几尾金色鲤鱼，每天空闲时间就搬张竹躺椅放在池边，一边观鱼一边看书，有时还在厅屋的墙上作巨幅油画，临摹当时风行的“鲁迅在海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后来知青大返城时他竟舍不得走，1979年经过我的动员，并用省图书馆的大量图书开放来诱惑他，他才回来。

那时他下放已经17年了。

我是1974年月10月“病退”回到长沙的，在农村整整呆了10年。

回城后，我在西区劳动服务大队当民工，拿计时或计件工资，接触了大量底层的落魄者和社会渣滓，有失学青年、长期失业者、盗墓者、开除公职者、右派、“历史反革命”、四类分子、劳改释放犯、扒手……三教九流，应有尽有。

我凭自己优等的劳动力混迹于其间，混得还不错，有时一个月能赚到100多元。

我为自己买了手表、自行车、的确良的衣服等等，还存下了好几百元。

1976年底，我招工进了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

工资虽然少多了，只有35元一月，但工作稳定，劳动强度也不算大，最主要的是劳动时间短。

有时整天没有事，有事通常也只是一阵子，搬完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