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信了。

但张平化“9.24”报告（又称“9.24黑风”）使湖南的文化革命彻底降了温，江永的知青也重新回到了生产岗位上来，但却带着压抑的心情。

三队的知青杨骏荪因为和一观点不同的知青打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而遭县公安局逮捕，关进了县看守所，这一事件对我们心理上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知青大组的组长赵某这一段却很兴奋，她又祭起了“思想改造”的紧箍咒，在一次知青会上举例说，一盆红薯摆在桌上，谁走上来都是拣一个好吃的、自己满意的，没有人会考虑别人，这充分说明我们脑子里没有树立牢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

她的讲话博得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的共呜，我一想是啊，我每次吃饭都是只顾自己吃饱，从未考虑过别人，这不是自私自利是什么呢？怪不得上次谢书记给我们知青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群”啊！我痛下决心：要改造自己一辈子！

但这已经是我最后一次的思想自虐了。

12月中旬，县委谢书记专程到我们白水大队知青中，来肃清以张平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了。

谢书记说，江永县委在前段文化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对知识青年的造反行动横加指责和压制，使一些真正的革命者受到了打击，他特地来表示道歉。

县委向知青作检讨，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萎靡了两个多月的知青们一下子又振作起来了，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大家向谢书记提了无数的问题，并且要求为杨骏荪平反。

杨马上被放了出来。

谢书记的“引火烧身”获得了一些知青的谅解和赞赏，但大部分知青却仍然不依不饶，认为他实际上是在以守为攻，做出检讨的姿态，以保护从县委到大队的一大批走资派，其中以芋头和刘备的看法最为尖锐。

在江永县城，一度沉寂下来的大字报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白水大队的知青由于离县城较近，贴出的大字报也最多、最及时。

那些天，我几乎成了白水知青写大字报的专门写手，由于我下笔快，思路清晰，言辞锋利，通常都由我去和那些保皇派的大字报搏杀。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才干，更没想到在农村还能找到发挥自己这种才干的机会，简直是如醉如痴，全身心投入。

到了1967年元月，我们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湘江风雷”当时是长沙的一个声势最为浩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后来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只要与之倾向接近的都打“湘江风雷”的招牌。

然而，到了二月，湘江风雷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一大批头目被抓，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

当时我们还没有打出湘江风雷的招牌，但也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有次在县城贴大字报，我和三个来江永串联的长沙井岗山红卫兵以及三个杉木冲农场的知青被一群“保皇派”围攻、辩论，最后以“包庇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罪名被捆绑和踢打，送进公安局后一哄而散。

公安局内空无一人，看门的等人走散了，为我们松绑，然后就放我们出来了。

我对那位叫刘斌的井岗山红卫兵头目崇拜得五体投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头脑里还不时浮现出他的形象：被反绑住双手时面不改色地和人辩论，口若悬河地背诵一套套中央文件，把对手杀得落花流水。

1969年夏天，我决心自己去闯一闯世界，和三个朋友一起打算到千山红农场去当“扮禾佬”。

临行前去邀张某，他原先答应过一起去的，但临时又不想去了，他说他正在看《资本论》，没有时间。

我对他极为失望。

我们一人一个黄书包，混在满身臭汗的乡下民工里坐船到了草尾，步行几十里到了千山红，我哥哥高兴极了。

但当时正是酷暑，洞庭湖发大水，稻子全都淹了，一片汪洋，要从水底下捞出来放到打稻机上，实在很辛苦。

哥哥得知场部机砖厂要一名小工，就把我安插进去了，我的朋友们想来想去，决定打道回府，权当来玩了一趟。

我在机砖厂干了十来天，厂里清理无证人员，我被清退了，于是真正当起了“扮禾佬”。

今年由于淹水，扮禾的工价涨到了七毛钱一百斤。

我与另外两个知青共一张打稻机，忘命地干起来。

我们从晒得滚烫的水中把稻子割下、捞起来，送到人力打稻机上去踩，踏板在水中“啪嗒啪嗒”响，溅起的水花像下雨一样落在我们身上，倒是凉爽，只是腿子累得受不了。

最令人发怵的是挑谷。

湖区的一丘田至少是二十亩，甚至还有一百亩一丘的，从田中央挑一担水淋淋的谷走到田埂上真是要命，从水中起肩的那一下至少有两百斤，得在深深的泥脚中走上一百多米才能到达田埂，这时却只剩下不到一百五十斤了。

我们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挑到禾场边先到水渠里再浸透一下才去过磅。

旁边一丘田里有父女两个，是老资格的“扮禾佬”。

我想我们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总不能输给他们。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看起来做事慢条斯理，但不论我们多么努力，他们每天出的谷总比我们三个人多。

我仔细观察他们的程序，发现他们有两个诀窍。

一是他们善于节省体力，不像我们拼命。

他们挑担一般只是百来斤，我们则不上一百五十斤不挑，这样挑上两担就没有力气了，因为在田里挑担不比平地，一脚下去拔都拔不出来。

二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我们长得多。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太阳出来了（六点多钟）才出工，这时他们却已经打了两担谷了，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来干活的。

由于太阳毒辣，中午我们要午睡到三点钟才做事，他们吃过午饭只歇一会儿就开工了，因为我们是光头打赤膊干活，他们却戴草帽穿长袖衣，不怕晒。

每当听到那位父亲一边有节奏地踩着打稻机，一边打着慢悠悠的山歌时，我都有一种感动。

这就是中国农民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想为了什么目的而“锻炼”自己，但他们有一种天生的韧性，以及建立在世世代代的经验之上的生活信心。

从湖区回来后，我的确想更深入一步地